（二）影响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

　　由于藏传佛教在元朝过于受宠，宣政院权势显赫，本已备受尊崇的僧尼阶层更加得势，少数僧人目无法纪，影响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之事时有发生。据《元典章》载：

　　照得各处僧道衙门所设书吏、贴书、祗候曳刺人等俱无定额，多系无赖泼度过经日断之人，不惟影占户役，僧道被扰多端。各街门已行革罢，切恐又于路府州县营求勾当，侵渔百姓，非理生事。［52］

　　虽然“（僧道）各衙门已行革罢”，到了至元中诸山主僧再度请求复设僧司，称僧人“为郡县所苦，如坐地狱”。脱脱答曰：“苦复僧司，何异地狱中复设地狱。”［53］由此可见元代僧俗官衙机构繁多，功能重叠，互相矛盾，彼此冲突之处尤多，而最终受苦者是普通僧人和百姓！

　　对于部分僧人之诟病，专事僧尼与蕃地事务的宣政院并没有予以制止和妥善解决，相反却火上浇油。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已酉）宣政院且请 “（凡民）欧（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之旨。［54］对此成宗、仁宗曾试图加以限制，然而收效甚微。到了皇庆延祐以后，情势更加严峻： “……宣政院……恃宠怙威，公行贿赂。僧道词讼数倍民间，如好盗杀人不法事往往见告。”［55］僧人恣意犯法、屡禁不止之根源在于元制法律之不平等，对僧俗失之不平，对僧讼失之放纵。僧人犯法，例归宣政院受理，偏颇之处比比皆是：

　　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会问。

　　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致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56］

　　僧人不仅享有上述特殊的法律地位，而且可以无视法律之严肃与公正，操纵法律。其最大的表现在于是帝师或上层高僧常常以佛事为由请求释放重囚，谓之“秃鲁麻”，当然所获重囚不会是百姓犯法者，均是达官与豪民：

　　西僧为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有杀主、杀夫者，西僧请被以帝后御服，乘黄犊出宫门释之，云可得福。［57］

　　又每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虽大臣如阿里，阃帅如必实呼勒（别沙儿）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赇鬻官，直以帝师之言纵之。其余杀人之盗，作奸之徒，夤缘幸免者多。［58］

　　只要贿赂僧人或打着帝师之名就可逃之夭夭，不受法律制裁！

　　僧人请释重囚之数量，仅据《元史》与《新元史》所载就不下数百人，而没有记载的何其之多！释放囚犯（好些是死囚）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用帝师奏”者，“皇帝即位用帝师奏”者，皇室人员有疾、祭日或诞辰请释囚者，帝师或皇室修佛事者，为皇室祈福者，甚至某高僧圆寂也得释囚。这种破坏法律、扰乱政纪之事，元廷并非毫不知晓，也有人屡次反对，［59］并皆得到皇上采纳，但收效甚微。到大德十二年（至大元年，1308年），又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敕内廷作佛事，毋释重囚，以轻囚释之。”［60］这无异于五十步笑一百步耳！

　　针对这种恶劣情况，有时皇帝也怒不可遏。皇庆元年（1312年）冬十月，云南行省右丞算只儿威有罪，国师搠思吉斡节儿奏请释之，仁宗皇帝斥之曰：“僧人宜诵佛书，官事岂当与耶！”［61］

　　皇庆二年二月，功德使亦怜真等以佛事奏释重囚就未曾得允。同年夏四月乙酉，御史台臣言说，“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释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宪，辄营求内旨以免罪。诸王、驸马、寺观、臣僚土田每岁征租，亦极为扰民。请悉革其弊。”所请获准。而遗憾的是就在当年秋七月癸已，“以作佛事，释囚徒二十九人。”［62］可见事态并没有得到遏制。西僧释囚始终禁而不止：泰定三年（1326年）十一月癸卯，“中书省臣言，西僧每假元辰疏释重囚，有乖政典，请罢之。”可同年十二月照样“命帝师修佛事，释重囚三人”。［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