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的历史得从秦、汉时期谈起。当时，汉、匈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双方的和平交往；另一方面是双方通过战争争夺包括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土地。最后，以西汉王朝确立对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而告一段落，西汉的郡县制在秦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
　　今天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西汉设置的张掖郡、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西河郡、上郡、雁门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所管辖。西汉政府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在陇西（今甘肃临洮县）、北地（今甘肃庆阳县）、上郡、朔方和云中五郡设置5个属国，以安置附汉的匈奴人。属国制是西汉王朝创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行政建置，在属国管辖地域内，匈奴人保留官号和部落组织，在指定的地域内，从事游牧生产；行政人归西汉政府任命的属国都尉管理。西汉时期，内蒙古地区除分布于郡县辖地上的汉人以外，还有乌桓和鲜卑人。乌桓驻牧于乌桓山周围（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140里之地），乌桓原居地赤山。在额尔古纳河东南，乌桓人大概是战国以前迁徙到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东胡人。此后，乌桓一直在这一地区活动，霍去病击败匈奴左贤王，夺取匈奴左部地区。再后，把乌桓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五郡塞外。鲜卑驻牧于鲜卑山周围，乌桓南迁五郡塞外后，鲜卑迁徙到西拉木伦河流域。另一部分鲜卑人在“大泽”（即今呼伦湖）地区活动，他们是从大兴安岭北段呼盟鄂伦春旗一带迁来的。鲜卑人初迁呼伦湖地区大约是在西汉成帝在位（公元前32——公元前6年）时期。
　　东汉时期的内蒙古东汉继承西汉郡县制，仍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但刺史的地位，职能和权力已不同西汉。西汉十三州长官既无固定场所，辖境又不分明，并不是行政区。东汉十三州长官则有了固定治所，可以长期驻守地方，掌握了升降地方官吏的大权，逐步成为地方行政长官。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刺史（亦称州牧）已直接掌握一州的军事、行政和民政大权，位在郡守之上。从此，十三州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即由郡县二级制变成州、郡、县三级。东汉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大体上沿袭了西汉在内蒙古西部设置的郡县名称、治所和辖区。直至灵帝（168——189年在位）年间，云中、五原、朔方、定襄等郡因战乱不休而废弃省罢，郡县所辖民众也流徙逃亡，一些边郡，实际上名存实亡。东汉政府于献帝建安十年（213年）省免并州，合入翼州。二十年，曹操罢省云中、定襄、朔方、五原等郡，以塞外荒地置新兴郡，领一县以统旧民。实际上，东汉政府失去了对今内蒙古西部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和管辖权。在今内蒙古东部，东汉时期的右北平和辽西等郡的辖境也发生变化。右北平郡治所已由平刚迁至土垠，不再辖有今内蒙古英金河以南地区，东汉的郡县已与今天内蒙古东部地区没有太大联系。东汉时期，内蒙古地区除分布于郡县辖地上的汉人以外，还有匈奴人、乌桓人和鲜卑人。东汉初年，匈奴占据了今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后因匈奴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贵族争权夺利，发生分裂。原驻牧于漠南地区的八部匈奴南下附汉，称为“南匈奴”。东汉政府允许南匈奴入居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南单于庭设在五原西部塞80里处。后来相继迁至云中郡内和西河郡的美稷县，南匈奴部众则分布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和上谷各郡，包括今天内蒙古的河套地区、鄂尔多斯高原、呼和浩特平原和乌兰察布高原的部分地区，一引起降附汉朝的北匈奴部众也在上述地区游牧。建武二十五年，塞外乌桓首领81人率领部众移居到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朔方等十郡障塞之内，服属于汉。在东汉的云中郡、西河郡、上郡等地，也有乌桓人活动。在战国燕和秦朝长城内侧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南部，老哈河流域上游以西，乌兰察布丘陵南，呼和浩特平原和河套地区，都有乌桓人驻牧其间。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乌桓入塞，为鲜卑在大漠南北扩充地盘提供了条件。鲜卑向南占据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以后，向西面的蒙古高原扩张。东汉桓帝时，鲜卑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游牧民事政权。鲜卑统治者把所辖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三部。东部辖地从东汉右北平郡塞外，东至辽东郡塞外，与夫余、秽貊接壤，包括今西拉木沦河、老哈河流域、科尔沁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中部辖地从右北平郡塞外，西至上谷郡塞外，包括今锡林郭勒草原、巴彦淖尔高原、阿拉善盟境内的沙漠地区和额济纳河流域等地。鲜卑的统治中心——牙帐，设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以北300余里的弹汗山啜仇水边，约在今乌盟化德县境内。东汉灵帝光和（178——184年）年间，鲜卑政权瓦解，各部鲜卑“割地统御，各有分界”，直至东汉灭亡。清朝时期的内属蒙古、外藩蒙古内属蒙古是清朝总管旗和都统旗的总称。蒙古地区除札萨克旗外，清廷又编设很多总管旗，也有都统旗，称为游牧八旗。总管旗（游牧八旗）曾反抗过或者无功于清朝，故不授札萨克，不设盟，也无世袭封爵（除附牧该旗的个别世袭佐领外）。这些旗直属于该地区的都统、大臣、将军，并统于理藩院。蒙古地区总管旗、都统旗始于漠南蒙古的归化城土默特和察哈尔部。后在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准噶尔等地区，也相继编设总管旗和都统旗。外藩蒙古是清朝札萨克旗的总称。有内札萨克和外札萨克之别。漠南科尔沁等49旗为内札萨克蒙古。漠北喀尔喀地区的86旗，科布多19旗，新疆伊犁将军所辖的13旗，青海29旗以及阿拉善、额济纳为外札萨克蒙古。内外札萨克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有兵权，并直统于理藩院；后者无兵权，并受当地所设将军、办事大臣及参赞大臣指挥，再统于理藩院。内札萨克设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49个旗，分6个盟。外札萨克的情况比较复杂。情况如下：1.喀尔喀札萨克编成86个旗，分4个盟。2.青海29个萨克旗初不设盟，若需盟议，由西宁办事大臣召集，于察罕托罗海会盟。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改为每年会盟一次。3.阿拉善、额济纳2旗不设盟。4.科布多地区共分19个札萨克旗和3个盟。5.新疆土尔扈特、和硕特共分13个札萨克旗和5个盟。
(1)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它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发展中具备了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的传人。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 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 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多与猪、龟、鸟、蝉、鱼等 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发现 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这是我国最早的龙之一。龙，是中华民 族古老文化的象征，也是中国历化封建帝王极权的化身；那么， 红山龙，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怎样的关系？这一课题把古文 明探索者的注意力引向了东北的辽河流域。

　　1.陶塑艺术
　　位在北方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出现立体圆雕的裸体妇女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则是躯体具有孕妇的特徵；在辽宁省建平、凌源二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出土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此地也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推测是一座女神庙或女性为主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徵，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
　　2.石雕艺术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许多是以动物为题的玉石雕刻， 例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玦形器，但是否就是玉玦则仍待讨论，同形的玉饰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均有发现，可能是由猪的形象再被神格化所衍生而来，或者是「龙」在早期神话传说阶段的形像。在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鸟、龟、虎形佩和鱼形石坠等小型的动物形像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绿松石所雕。
红山文化陶器呈现四大特征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ADV_CONTENT-->罐等。红山文化陶器的几个特征包括：
　　1.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而泥质红陶占的比例要大于夹砂灰陶。
　　2.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3.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更明显的特征。 4.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的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猫头鹰是是红山文化主要图腾崇拜物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通过多年来的考古研究发现，猫头鹰是红山文化主要图腾崇拜物。据介绍，玉猫头鹰在红山文化出土数量最多，最大的达到十几厘米高；姿态各异，有仿真的，也有抽象的，同其他动物的组合也是千变万化。考古人员说，红山文化时期，人们恐惧黑暗，希望在黑暗中得到光明或者看清一切；人们经常遭到其他野兽的攻击，希望能够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以避免收到伤害；人们过着农牧渔猎生活，又希望像雄鹰一样轻易地捕捉到猎物。而猫头鹰具备这一切优势，猫头鹰是辽西地区普遍存在的猛禽，黑夜活动，可以飞向高空，又给人以通达天地阴阳的神秘感。所以，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寄希望于猫头鹰能够给予自身与自然界抗争的神奇力量，这样，猫头鹰成为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的图腾崇拜物应该是一种必然。
　　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结构的窗口。从目前大考古发掘来看，一般红山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规划的墓地，处于中心的大墓唯玉为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较中心大墓低，但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再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
　　玉器的起源是装饰，玉器的使用从萨满文化发展到族权、神权、兵权的象征，很多玉器是原始礼器，一些动物的造型是氏族的图腾。

　　位在东北辽宁的赤峰一地，发现西元5000年之久的遗址，也就是盛名的红山文化，当地出土的玉器蔚为玉石艺术的瑰宝，1908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发现於赤峰红山后，初期称为「赤峰红山後文化」，後来因中日战争调查工作停顿；1954年後恢复考古，大学者尹达正式定名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分布於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地区，吉林省西北部也有少量发现，若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数据，其鼎盛时期经校正後约为西元前3500年。 红山文化的遗物多为石器和陶器，最具知名者是精美的玉器，尤其擅长圆弧造型玉雕表现，主要玉材是来自东北特产的「岫岩玉」，即蛇纹石类的石材。
(2) 大窑文化
　　大窯文化遺址位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區東郊33公里，保合少鄉大窯村南，是一座由太古代花崗片麻巖和燧石構成的山坡。該遺址年代為距今70萬年至11萬年前，是石器製造場遺存，蘊藏了地質學、沉積學、環境學、年代學、埋藏學等豐富的學術研究價值。其中四道溝剖面，是北方黃土沉積區代表性的典型剖面，包括了舊石器時代早期、中期、晚期，連續三個地質時期的文化地層堆積，是迄今為止為數不多的連續性的地層堆積，地層是記載歷史發展的過程，對古氣候、古人類生活環境等有重要的研究作用。

　　經1973年發掘，大窯遺址先後出土了石核、石片，石斧等387件文物，吸引了眾多國內外考古工作者到呼和浩特市考察。1979年，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裴文中和呂遵諤等，相繼到遺址鑒定，確定為國內外罕見的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史前文化遺址，之後裴文中依據石器類型，將晚期命名為「大窯文化」。1988年被列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目前公認的世界上面積最大的舊石器時代石器製造場遺址。它所包含的歷史信息和豐富的實物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對北方舊石器時代的文化研究尤其是石器工業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開採石料就地打製石器

　　大窯村南山坡是橫亙在內蒙古陰山山脈——大青山南面的支脈，山下有溪澗流水，適宜於遠古人類居住。經研究證實，遠古人類曾以此地作為集中的石器加工場。從舊石器時代早期起，古代人類就陸續到這裡開採石料，製成生產、生活用具。

　　在遺址範圍內，人工打製石器及石料遍地散佈。山上盛產燧石(通稱做打火石)，其燧石質地堅韌、易擊打成形，是製造石器最理想的原料。遠古的居民就用它來打製各種石器。他們就地打製石器，使用過的石核和敲砸器等工具至今仍然隨地可見，打擊剝落下來的石片和石屑，以及未打製成功的半成品更是堆積如山，偶爾還可從地下堆積層中找到已經使用過的石器。人們估計，遠古人類的住居地，應在附近的大青山麓，只是由於年代太久，地表變化太大，再也無法查找了。

與北京周口店人同時期

　　大窯文化遺址海拔1,420米，遺址核心區面積約2平方公里，面積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場面之宏觀為世界罕有。大窯早期文化出土的石製品主要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石核、石片、石錘、石球等，大窯晚期——「大窯文化」發現的石製品種類多樣，有石核、石片，多種砍咂器和刮削器，其中龜背形刮削器獨具特色，是該文化的典型石器。在同一地層中發現的哺乳動物有，真馬等；齧齒類動物有駝鳥、羚羊、原始牛、赤鹿、披毛犀、虎等。

　　由於大窯文化的發現，證明了北方陰山之南也已有原始人活動，他們與北京周口店人共存。從這些石器證實這一年代與北京周口店的猿人時期相當，至今大約已有50萬年的歷史。那麼，中華民族的搖籃究竟是多點起源還是單點起源？這一重大發現為研究我國古老民族起源、文化、經濟等提供了新的史料。不僅是有關遠古時期亞洲大陸人類社會的一個歷史證據，而且也闡明了人類進化的進程；為研究我國北方舊石器時代石器文化的分佈和發展提供了寶貴資料。

澳門200萬援建內蒙原始文博館

　　內蒙古原始文化博物館位於大窯遺址旁，佔地面積約4.68萬平方米，建築面積約3,000平方米。該博物館展區的內容將由三部分構成：一部分主要是對內蒙古原始文化發展史的展示，時間跨度為距今70萬年至4千年前，如大窯文化、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等；第二部分是對生產工具發展史的展示，時間從距今70萬年至100年。第三部分是對大窯舊石器製造場露天遺址的展示。

工程尚需200萬資金

　　關於澳門基金會出資200萬元對該館進行援建一事，內蒙古博物館副館長付寧介紹，去年內蒙古的恐龍等古生物化石和古代北方遊牧民族文物在澳門進行展覽，澳門各界人士表現出對北方遊牧民族和歷史文化的極大興趣，澳門基金會決定出資200萬元人民幣支援內蒙古建設一座原始文化博物館。

　　之後國家紀委也出資70萬元人民幣進行該館的援建工程。原計劃於2007年正式向遊人開放，但由於資金不足已於2005年11月停工，至今為期一年。據內蒙古博物館副館長傅寧介紹，此次工程的建築經費共需460萬元人民幣，其中不包含林地補償、布展等費用，現完成該館的建設工程尚需200萬元人民幣（不包括運營的費用）。另外，內蒙古博物館新館的建設分擔了一部分的人力也是停工的原因之一。

遺址保護工作迫在眉睫

　　該遺址的第一發現人汪宇平，生前為保護大窯遺址種植了2萬公頃的樹苗，幾十年的歲月流流逝，這片樹苗已變成茂密的樹林，迄今為止這片樹林依然是大窯遺址的保護神，起著關鍵的保護作用。但該遺址自發現以來由於發掘面常年裸露，樹林的作用畢竟有限，加之風雨侵蝕已經嚴重風化，人為破壞十分嚴重。歷史遺跡作為一個國家、民族歷史軌跡的遺存，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保護工作迫在眉睫。

　　據傅寧介紹，內蒙古是我國著名的文物大省區，其原始社會史歷經舊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每一階段都發現有重要的遺跡，被考古界譽為「文明太陽升起的地方」。博物館又是城市文明的標誌，長久以來內蒙古還沒有一座綜合性的原始文化博物館，人們對內蒙古的遠古歷史知之甚少，該館的建設對內蒙古文化事業的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

「大窯八景」 展現滄海桑田

　　「大窯八景」是大窯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景共包含八個自然景觀，讓觀者切身體會歲月堆積、時光流逝的古老變化。

　　■第一景：「無字天書」。位於兔兒山四道溝人工發掘的百米長廊中，高15米。是一個完整的地層剖面，土質層次分明，雖無字，但鮮明記載著人類舊石器時代初期到新石器時代晚期，1萬年前到70萬年來的漫長歲月和滄海桑田的變化，是一部令人難以讀盡的「歷史巨著」。據悉，在日本也有一部無字天書，是記載了20萬年前的。

　　■第二景：「磨光巨石」。在天書東北向不遠處，兩塊巨石突兀，似有關聯呼應，質地極其堅硬，局部十分光潔。它的存在證明了我國蒙古族地質學家李四光，關於地殼變化運動理論的正確性。

　　■第三景：「鳳凰展翅」。與兔兒山的兔頭毗連，形似鳳凰雙展翅。

　　■第四景：「雙龍戲珠」。位於兔兒山南坡八道溝之西側。形象逼真。似雙龍戲二珠。龍眼之中常有無根之水，堪稱奇觀，使遊人大為迷惑不解。

　　■第五景：「蓮花並蒂」。位於雙龍戲二珠西北百餘米處的山間小澗之中。據當地傳說，這塊巨石是清聖祖康熙皇帝西征噶爾丹凱旋回軍路過歸化城(現今呼和浩特市)，到此打獵，試劍時一劍劈為兩半，因此得名「試劍石」。

　　■第六景：「百米古洞」。其東口在並蒂蓮花附近。此洞據傳是在清代人們為取燧石(通稱打火石)而人工開掘成的，似為一「窯」，因很大而得村名為「大窯村」。

　　■第七景：「登臨遠眺」。從古洞西行，即是兔兒山的「兔脊」，從這裡登臨高點，極目遠眺，則青山如嶂，河水蜿蜒，層層梯田，黃綠相間。

　　■第八景：「遺跡斑斑」。 在「無字天書」下有猿人燒火的灰燼遺跡，古人吃過的腫骨鹿和普氏羚羊殘骨化石，人工打成的大量的石器和半成品石器，其中以龜背形刮削器最富有特色，反映了一定的地方性。還有石渣等等遺跡到處可見。

晚期石製品 含歐洲技術

　　水洞溝遺址是我國最早進行系統發掘和研究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之一。該遺址出土的石製品多數接近於歐洲舊石器中期的莫斯特文化和奧瑞納文化，代表物有尖狀器、刮削器等。另一些則沿襲了中國華北舊石器時代傳統，代表物有雕刻器等。這種東西方文化共生的現象在中國考古遺址裡非常少有，對此考古界歷來有兩種爭論：一種認為「水洞溝文化」來自西方，水洞溝人可能本身就是西方人。另一種則主張本土文化，認為可能是傳承了西方文化的土著居民。近年來，西亞、北亞相繼發現了與水洞溝相似的文化遺址，令人可惜的是，東方迄今再也沒有找到類似的文化遺跡。

　　但具最新的研究表明，大窯遺址晚期遺存中也發現了具有歐洲傳統石器技術的石製品，大窯遺址恰恰在這時為東方文化填補了彌缺。大窯遺址晚期文化中尤以刮削器、鑽具、尖狀器為多，與水洞溝遺址的石製品一樣，都可能受到歐洲舊石器中期的莫斯特文化和奧瑞納文化因素的影響。

　　大窯遺址具有可以和歐洲舊石器文化進行對比的文化形態，這在東亞舊石器文化中十分罕見。大窯文化遺址為我國舊石器文化與東亞、西伯利亞、北美、歐洲舊石器文化的對比、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對研究早期人類遷徙和文化傳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