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寺院经济的形成

    出家僧众当中的主体是比丘（尼）。“比丘”一词的本义是“乞食”，即向上（佛、菩萨）乞善，向下（众生）乞食。古印度释迦牟尼时代，比丘们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以向俗人化缘和接受布施作为生活的来源。在戒律中“不受纳金银”的规定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十非法事”导致了佛教部派的分裂，其中对“受蓄金银”的根本分歧是最重要的原因。佛教戒律传人藏地后，对这一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做法。赤松德赞时期，藏地出现首批出家僧人。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来源问题，他下令从今往后僧人的食品、日常用具一律由王库供应，并且发给一定数量的薪金。后来，在桑耶寺堪布益西旺波的建议下，赞普又下令规定僧人的食具不与君臣相混，另从法律上定三户庶民赡养一僧，将权力交给僧人，朝廷不管理属于僧人的民户和土地。到赤热巴巾时期规定了更高的生活供给，即“七户养僧制”。在这样优越的待遇下，当时出家人急剧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导致后来朗达玛灭佛的重要原因之一。后宏期开始，僧人和寺院的数目逐渐增加，俗民百姓对僧人的供养升级为农田、牧场、牲畜等生产资料和大量的农副产品，此时僧人已摇身一变，成为农奴主阶级的一员。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各教派集团依附于不同的地方政治势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逐渐形成了西藏三大经济体系之一的强大的寺院经济体系，为教派势力的迅速发展，直至实现政教合一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头上又多了一座压迫剥削的大山。

    （二）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藏族法律的出现，据敦煌文献等资料看，最初始于松赞干布时期。据《贤者喜宴》载，“吐弥等率领一百大臣居中理事，尊王之命，仿照‘十善法’的意义在吉雪尼玛地方制定‘吐蕃法律二十部’”。这二十条法律中前四条是依据佛教戒律中的四根本戒而定的，称为“戒恶”，即：1、杀人者偿命，争斗者罚金；2、偷盗者除追还原物外加罚八倍；3、奸淫者断肢并流放异地；4、谎言者割舌或发誓。其余十六条则为世俗人伦法则，是依据“十善法”而订立的，称为“劝善”。松赞干布亲自主持订立了吐蕃立国的“基础三十六制”，其中的“六大法典”的内容比“吐蕃法律二十部”更为详细，内容包括：伦常道德法、度量衡法、敬强护弱法、判决权势看法、肉库家法等六大法。伦常道德法又包括法律十五条、七大法律和人道十六则等共计三十七条。其中的“七大法律”就是对“戒恶”四条的扩展，即：不杀生法、断偷盗法、禁止邪淫法、禁止说谎法、禁止饮酒法、奴不反主法、不盗掘坟墓法等。这当中的前五条又被称为“五大法律”。“法律十五条”包括三不做、三做、三褒奖、三谴责、三不迫害，其内容主要为君臣、百姓分别应守持的社会行为规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制。

    从以上这些法律条文可以看出：第一，吐蕃早期的律法是一种混合法，诸法合一，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并行不悖。它同习惯、禁忌、道德、宗教教规等交叉，在有些方面很难严格区分。第二，佛教的理论，尤其是佛教戒律已成为统治阶级制定律法的指导思想，有些法律条款甚至就是佛教戒律的照搬。佛家的行为准则已成为吐蕃君臣百姓共同奉守的金科玉律，法律的是非标准源自佛教的善恶观念。第三，此时的法律仍未摆脱特殊的历史状况，部落习惯法仍起着重要作用。“对神盟誓”的制度仍十分流行，血亲复仇仍被认为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