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传人藏地后，其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系统和严谨规范的修持仪轨便受到藏人的欢迎，尤其赢得了统治阶级的青睐。虽然经历了与本教争夺主导权的激烈斗争，佛教仍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藏地扎下了根。从此，藏人的伦理道德和统治者的治国之策便都依循佛教的道德观，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佛教化的价值体系。在此过程中，佛教戒律的影响最具直接性。

    1. 以“五戒十善”为指导思想

    松赞干布时期，大臣吞弥桑布扎最初翻译的几部佛经中有一部名为《十善经》，主要讲解佛教“十戒”（或称“十善法”）。“十戒”的内容包括“身三”，即不杀、不盗、不淫；“口四”、即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意三”、即不贪、不嗔、不痴。身、口、意代表了行为、语言和思想。“十戒”源于“五戒”，而又与“五戒”侧重不同。“五戒”侧重于止恶，而“十戒”侧重于行善。由“十戒”而来的“十善”即以不净观离贪欲，以慈悲观离嗔恚，以因缘观离愚痴，以诚实语离妄语，以和合语离两舌，以爱语离恶口，以质直语离绮语，以救生离杀生，以布施离偷盗，以净行离邪淫。“五戒十善”是佛教伦理道德的基础。以佛教的观点，守“五戒十善”可确保投生人天善趣，免堕三途，即使今生不能解脱，来生仍可继续修持。

    松赞干布依据“十善法”制定了吐蕃立国教民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准则，包括“法律十五条”、“七大法律”和“人道十六则”等合计三十七条。其中属强制执行的法律只占很少一部分，大部分则属社会伦理范畴。据《贤者喜宴》记载，当时制定的“人道十六则”是在戒除“十不善”的基础上加上尊父、敬母、礼待出家人、尊重长辈、知恩图报和不欺害他人等六条而成。后来又进一步演化成更接近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形式，即：1皈依虔敬三宝；2敬重报答父母；3以德回报有恩之人；4不犯上且听其言；5所行效仿贤哲；6潜心学习佛法及文字；7笃信因果，戒绝恶行；8对人莫生歹心，而应有益于人；9行事公正不欺；10节制酒食；11明知羞耻；12借债如期偿还；13升斗斤两禁伪诈；14他人未委托之事，当禁无益之干涉；15做事有主见，遇变不乱；16对所发之誓及保证视如生命。除了“人道十六则”外，其他的法律条文也有诸如褒奖英雄、贤哲和善良之人，谴责懦夫、恶人和违法者等既是社会伦理道德又是国家法制的内容。作为吐曹蕃国后的立国纲要的“基础三十六制”之一的“六大政要”中就明文规定要“奉行十善，舍弃非十善”，可见，上述三十七条法律和行为准则已成为吐蕃上至君臣，下至平民百姓所共同依奉的言行规范。

    自松赞干布订立“十善法”为立法依据，“人道十六则”为道德标准后，历代吐蕃赞普均奉行不悖，并进一步完善、补充了内容，而其实质则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赤松德赞时期虽未以法令形式颁布新的人伦法则，但我们可以从《五部遗教》中的《讲述人道时期》一章中看到，这一时期的伦理道德准则已较松赞干布时期更为具体详细，涉及面也更广。到了近代，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亲撰《佛法十善及人道十六则》一书，仍把“十善”作为“一切僧俗人等所应实践的根本准则。世俗的人们应在遵循”十善“的基础上努力实践”人道十六则“，即令只是从事此生的俗务也应是符合文明的上好举动。应当努力弃恶从善，取舍无误。不应沉溺于眼前的利益，而应以坚定的厌离之心实践佛所指出的道路”。

    把佛教的“五戒”、“十善”作为立法之本和道德标准，起到了“对善人予以奖励，对恶人加以惩处，对豪强大族用法律压抑，对贫弱者设法扶助”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有利于巩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而这一时期的伦理道德标准中已见不到藏人早期所崇尚的勇武之风，而代之以慈悲、行善、知足、宽容的中庸之道，社会风尚也随之有了明显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