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69页，汉译本第119页。

　　［21］ling chu是凉州的一种常见的汉语音写形式，见石泰安：《吐蕃诗人与史诗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popee et le barde au Tibet），1959年巴黎版，第240页注51。ling chu这种写法（见E·Obermiller译《布顿佛教史》卷Ⅱ，1931－1932年莱比锡版，第215页）估计是受汉语某些方言影响之故，这一形式也出现于aPa’－bo第447页及其以下（如li chu khab）等，这与aPa’－be和RA里将蒙哥都写为mu-gu-du和mo-go-du相似，“蒙”字的鼻韵尾-ng（即藏文字母第4个字母）给省去了。对rtser，八思巴也有不同的拼写法，其他的书写形式还有rtser-khab，见罗列赫译《青史》（Blue Annals）第1080页将rtser译为“宫殿”；石泰安（同上）；E·Obermiller（同上）等。此外，八思巴在有个地方（15函叶 310B）将蒙哥写成了mo-go。

　　［22］此信全文载《萨迦五祖全集》15函叶320～321时题为《法主示寂时八思巴致卫藏地区高僧大德书》。

　　［23］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民族出版社1985年7月版。

　　［24］八思巴的学识在他为了获宠于忽必烈而与噶举派僧人噶玛跋希的斗法中，在释道辩论中展现得至为充分；八思巴的人品，表现在忽必烈在危难之际，他并没有离他而去，而是始终随其左右。详情可参见《萨迦世系史》、《汉藏史籍》等藏文史籍，《元史·释老传》、《至元辨伪录》等汉文典籍。

　　［25］《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88～93页。汉译文转引自王辅仁、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第34页。

　　［26］《萨迦世系史》说“八思巴十九岁的阴水牛年新年时”为薛禅汗灌顶。误，因八思巴不可能“牛年时”前往宫中，尔后又在“牛年新年”为忽必烈灌顶。故应为阴水牛年（1253年）末或者更可能是阳木虎年（1254年）初。

　　［27］见《元史·世祖本纪》。同年5月，阿里不哥也召集一些拥护自己的宗王在阿勒台的驻夏之所举行大会，宣布即蒙古大汗位，随即率军南下，与忽必烈展开了激烈的汗位之争。这一争斗以兵戎相见长达四个春秋，忽必烈凭借汉地雄厚的人力和物力为后盾，几经亲征，终于在1264年打败阿里不哥，坐稳了大汗江山。

　　［28］见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29］详见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传记部、致十一《佛祖历代通载》卷35叶59B至67A。

　　［30］关于恰那多吉，可参阅本著有关各处。亦可见T.V.Wylie之文“Khubilai Khagan's viceroy of Tibet”，载 L. Legeti所编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Commemorating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Alexander Csoma de Koros，Budapest 1984，II，391～404；陈庆英：《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载《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除恰那多吉外，八思巴任国师后，还将异母弟仁钦坚赞和意希迥乃带到大都，并给予大力培养和举荐，前者后来继任八思巴帝师之职；后者则被忽必烈子忽哥赤迎去藩邸，奉为上师，后随其赴云南（一说逝于云南，一说逝于朵甘思），将萨迦派的影响扩展开去。

　　［31］忽必烈派人建立吐蕃驿站系统的详细记载，可见《汉藏史集》藏文本卷I叶195a～198b，汉文本第160～170页。有关元朝吐蕃驿站方面的研究，请参阅祝启源、陈庆英：《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第26～36页；蔡志纯：《元代吐蕃驿站述略》，载《西藏研究》1984年第6期，第52～56页；L.Petech上偈书，第61～68页。

　　［32］《元史·释老传》。

　　［33］祝启源、陈庆英：《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34］《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60、161页，汉译本第112、113页；这里鼠年当为藏历第四饶迥阳木鼠年，即1264年。

　　［35］《元史·释老传》曰：“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又，天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中局1980年版）卷2第25页“诏西番”条曰：“累朝皇帝于践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帷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缯，而绣于白绒，网于真珠，至御室处，则用珊瑚，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师所居处。”

　　［36］上都是元朝的夏都。关于元朝上都，可参阅贾洲杰：《元上都》，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亦请参见 S.W.Bushell，“Notes on the Old Mongolian Captial of Shangtu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7（1875） 329～338；Harada，Yoshito．“Shangtu：The summer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in Dolon－Nor，Mongolia．”Tokyo：Toa-Koko Gakuka，1941-Impey；Laurence' sShang-tu，Summer Capital of Khubilai Khan，in Geographical Review 15（Oct.1925）：584～604。

　　［37］关于元朝吐蕃的施政措施和行政体制，沈卫荣（1988）有文认为，是中央的宣政院和地方的乌思藏宣慰司、乌思藏十三万户等三个不同层次的行政机构对乌思藏地区进行统治，与元朝统治者在全国推行的各项行政制度同出一辙，等等。陈庆英对沈文有不同看法，曾撰长文与之讨论，请参阅《藏学研究论丛》第2辑第94～138页陈庆英文：《元代萨迦本钦辩析——兼论元代西藏地方的行政体制》，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8］《萨迦世系史》，汉译本第108页。

　　［39］拉德（lha－sde）是佛教寺院和宗教领袖所领属的民户，米德（mi－sde）是世俗封建领主所领属的民户。

　　［40］也有人认为是至元二年，请阅徐连达：《论八思巴在历史上的作用与贡献》，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第60页。

　　［41］《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72页，汉译本第122页。

　　［42］《元史·释老传》。

　　［43］陶宗义：《南村辍耕录》卷2，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5页。

　　［44］念常：《佛祖历代通载》（36卷），载频伽精舍汉文大藏经，传记部、致九、致十帙，卷35叶64A。

　　［45］赵孟頫《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即《胆巴碑》。引自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元赵孟頫书胆巴碑》。

　　［46］关于胆巴，请参见王启龙：《巴思八评传》（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四章第三节第1小节以及有关注释。

　　［47］《佛祖历代通载》卷35，叶60B、64A。

　　［48］此文题为《赞颂应赞颂之圣事》，全文载《萨迦五祖全集》ba函叶385，内容上即是《元史》中提到的八思巴为元军渡江灭南宋时所写的贺表，故又汉译为《贺平江南表》。

　　［49］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二九元世各教名考》，引自《东方杂志》第42卷第4期，1945年10月。

　　［50］见《元史·祭祀志》等。

　　［51］据《元史》、《新元史》百官志，《蒙兀尔史记》百六桑哥传等。

　　［52］《元典章》（33“释道僧道教门清规”条）引皇庆二年中书省咨文。

　　［53］幻轮：《释氏稽古续略》卷2，载大正藏第49册，史传部。

　　［54］《元史·本纪·武宗二》。

　　［55］《新元史》193本传。

　　［56］《元史·刑法志》102之职制上；《元典章》六礼部尚书和尚头目条录原诏。

　　［57］《元史·不忽木传》。

　　［58］《元史·释老传》。

　　［59］《元史·本纪·成宗四》。

　　［60］同上。另《元史·本纪》28也有类似记载：（至治二年）十二月，西僧灌顶疾，请释囚，帝曰：“释囚祈福，岂为师惜。朕思恶人屡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

　　［61］［62］《元史·本纪·仁宗一》。

　　［63］《元史·本纪·泰定帝二》。

　　［64］以上引文均《元史·释老传》。

　　［65］同注［60］。

　　［66］关于杨琏真加之恶行，我们将在他文详述。

　　［67］《新元史·郑介夫传》。

　　［68］《新元史·樊执敏传》。

　　［69］《元书·索咬儿哈的迷失传》。

　　［70］同注［67］。

　　［71］《南村辍耕录》卷2。

　　［72］见《元史·哈麻传》。《南村辍耕录》卷2亦有类似记载：“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当受我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名多修法，其乐无穷。”

　　［73］见萧洵：《故宫遗录》，北京图书馆分馆藏。

　　［74］《元史·本纪·顺帝五》。

　　［75］《百知录之余》卷3僧尼之滥。

　　［76］同注［73］。

　　［77］《权衡庚申外史》卷下，转引自《东方杂志》第42卷第4期，1945年10月。

　　［78］《元史·本纪·顺帝十》。

    ［作者简介］王启龙，清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