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权力无论再大也是皇帝赋予的，无论他的地位多高，他至多是皇帝任命的一名特殊的官员，他所掌领的蕃地行政机构永远是皇帝治下的一级特殊机构，藏区始终只是皇帝治下的一个特殊的“行省”！

　　五、支持元朝中央统一全国。这可从两件事情得到充分的证实：一是在元朝攻打南宋之际，八思巴令其弟子胆巴作法事以助国威、军威；一是攻克南宋之后，八思巴所撰的贺表。

　　八思巴命阿尼哥塑摩诃葛剌神殿并亲自开光，又命胆巴修法以助元军之事，在汉文史料中得到了准确的印证，无疑是真实的。胆巴是在1269年随八思巴入朝的，诏居五台寿宁寺，［14］又在寿宁寺“建立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伽刺，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45］从时间和情理上推断，八思巴在至元七年令阿尼哥修神殿，尔后又令人称“神僧”［46］的弟子胆巴修法，是有可能的。《佛祖历代通载》载：“帝命伯颜丞相攻取江南，不克。遂问胆巴师父云：‘护法神云何不出气功？’奏云：‘人不使不去，佛不请不说。’帝遂求清，不日而宋降。”同书还载：“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祷真武。降笔云：有大黑神，领兵西北方来，吾亦当避。于是列城望风欵附，兵不血刃。至于破常州，多见黑神出入其家，民罔知故，实乃摩诃葛刺神也。此云大黑，盖师祖父七世事神甚谨，随祷而应，此助国之验也。”［47］由是观之，胆巴修法助元军灭南宋是确有其事。而这一切发生时尽管八思巴已在皇太子真金的护送下正在返藏的途中，但都是他预先安排好的。这一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祈佛保佑和支持元军灭南宋。

　　1275年7月，八思巴行至马尔康的赞多新寺时，获悉元军渡江南下的消息，兴奋之余挥笔为忽必烈写下了《贺平江南表》，［48］表达了作为“告天人”的八思巴对元朝中央政府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坚决支持和真情祝祷，及其热切期望国家统一、强盛壮大、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立场！

　　三、藏传佛教对元代政治的消极影响

　　帝师制度的建立及其赋有之特权为历代萨迦法主所承袭，总制院之设立以及后来改制为宣政院，都可视为藏传佛教势力在元朝政治地位之逐步加强。君不见忽必烈建元一统天下，“虽亦以儒术饰治，然帝师佛子，殊宠绝礼，百年之间，所以隆奉敬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49］于是，本有功于元代政治建设的藏传佛教因为地位独尊、过分受宠于元廷而逐步走向了另一极端。

　　（一）权势过大，中央难以掌控

　　宗教势力之侵入政府，始于元朝历代君王之接受宗教教育。自忽必烈之后，元朝君王及其家眷，须受戒皈依，为佛弟子。尤其皇帝本人，更是如此：即位之先便有受戒九次之说；新君即位，例颁《珍珠诏书》以示尊崇。帝师至京，复往受戒，皇后亦然，并且颁诏天下臣民齐受佛戒。法会（元称好事）名目之多，前所未有，仅《元史·释老传》具体罗列出名称的就有三十多种，而实际上据《元史》所载，佛事最多时达五百余种！凡大婚、出行，凡百兴作，无不受戒，亦无不作好事。凡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均须番僧佛事祈祷。［50］凡帝后驾崩，佛事斋僧既竣，乃奉祀御容于喇嘛寺，塑影堂为祀。据《元史· 祭祀志》载，各位帝后之影堂并非一处，往往各据一寺，其耗资之巨，谁能知晓！

　　王室崇佛如斯，势必影响其施政方略。早在八思巴时代，忽必烈就专设总制院，领之于帝师，专管全国释教和蕃地事务。人们只知藏区政教合一，殊不知元廷中央事实上早已是僧尼与吐蕃之政合一。八思巴圆寂（1280年）以后，到了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戊子），院使桑哥还嫌其位不尊，以“总制院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粟，事体甚重，品秩宜尊”为由，奏改为宣政院。宣政之名，源于唐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故。宣政院成立后，仍命桑哥以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兼宣政院使领功德使司，其位甚崇，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院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51］

　　宣政院之职，大致为二：一为僧尼之政；一为吐蕃军民事务。兹不赘述。惟其特殊之处在于，自从改制宣政院之后，不但品秩大大提高，而且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一样享有院政官司人“自为选”之特权！僧尼之讼，也自行处理，无须御史台过问。此外，还有单独用兵之机。这使得拥有中央人事、行政、司法大权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根本不能或者很少能够插手宣政院大小事务，中央权力架空，造成体制上对宣政院所辖之僧尼事务（释教）和蕃地事务没有监控空间，势必会造成宣政院及其所辖势力范围之不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