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展厅特色
陈巴尔虎旗民族博物馆主要反应蒙古族巴尔虎部落及鄂温克族通古斯部落的简史、古老文化、风土人情。巴尔虎部落是蒙古族最古老的部落,是在铜石并用时代居住在贝加尔湖畔;1732年、1734年到呼伦贝尔戍牧屯边,是呼伦贝尔原住民之一。目前,主要集居在陈巴尔虎旗和新巴尔虎左右两个旗。鄂温克族通古斯部落是从“十月革命”前后从额尔古纳北岸迁入陈巴尔虎旗境内定居,成立了鄂温克民族苏木，该部落仅有2000余人。
自然厅：陈巴尔虎草原是呼伦贝尔草原的典型地带，是世界上仅存的典型天然草甸草原，被誉为“天堂草原”，这里适合多种植物生长和野生动物栖息，形成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宝地。自然展厅展出了野生动物标本84种134个，野生植物标本118个及大量昆虫、两栖爬行、鱼类标本和矿产标本及陈巴尔虎旗地貌沙盘。有在我旗出土的猛犸象、东北野牛、披毛犀骨化石及全球数量不足1000只的中华秋沙鸭、遗鸥等珍贵鸟类标本。

历史厅：几千年来，东胡、鲜卑、室韦、契丹、女真等16个古代游牧民族繁衍生息在陈巴尔草原上。近几百年，蒙古族的陈巴尔虎部一直生活在这里，创造了蒙古民族独具魅力的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在全旗境内共发现古遗址遗物点373处，出土珍贵文物1000余件。其中2处遗址被定级国保单位，2处为省保单位。
　　藏品展出新石器贝壳项链手链、战国铜矛、隋唐室韦独木棺、鲜卑驼马纹饰件、仕女盘龙纹雕砖、元代铜鎏金马鞍饰件、巴尔虎戍牧屯边唯一物证清代银马嚼子、日本侵华罪证天皇御赐铜牌、98式将佐军刀、陆军大臣白川義则题款花瓶等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物。

民俗厅：将反映游牧民族历史以及由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产生的草原文化为重点，分为2个单元，分别展出陈巴尔虎民俗和通古斯鄂温克民俗。巴尔虎民俗厅突出展现了蒙古族巴尔虎部与蒙古其它部落文化差异，分民间文艺、狩猎文化、服饰、民俗用品等展览内容；鄂温克展厅展出通古斯鄂温克族民俗及生产生活场景，真实的反映了民风欧亚交壁,独具特色的生活原貌。

成就厅：现代成就厅以36个展板展现我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我旗确立并实施了“生态立旗，牧业稳旗，工业富旗，开放强旗，科教兴旗”的发展战略，一个充满活力、后劲强大、蓄势待发的陈巴尔虎旗正在崛起。

三、馆藏珍品
“人面双马纹”金饰
这件饰件采用模铸、切削工艺制作，近乎长方形片状；长6厘米、宽3厘米、重4.5克、金含量在90％以上；双马头，朝向相反；立耳，耳后颈上有系孔；马颈部弓形凸起，鬃毛竖立；马头两侧略不同，一侧平直，一侧略弧状内凹，象征公母；马前腿弓起，关节处与下颚相连；双马身体连接处为人面纹，下端三个条状，象形双臂及身躯；底端横向相连；人面为鲜卑典型尖头、大眼、阔嘴，抽象而传神，与马的具象形成强烈反差；背面整体看呈虎头纹，似有匈奴遗风。双马人面牌从打孔和切削边缘看没有使用痕迹，为宗教礼器无疑。从器型、制作工艺及纹饰分析判断，这些文物均应为东汉晚期文物，具有关联性，如同一坑殉葬品。据考证金饰牌的主人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部落酋长或萨满巫师。另一件金饰为萨满头饰，配有玛瑙、珊瑚珠子。
这件金饰件制作精美，完整无缺，它饱含了北方古代游牧民族对马的眷恋喜爱和原始图腾虔诚的崇拜，在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先后发现了一批鲜卑双狮人面纹、双马纹、三鹿纹金饰牌，人面双马纹在东北地区首次发现，极为罕见珍贵，这对于蒙古族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物考古价值。

清代银马嚼子
本展品是一件有300百年历史的银马嚼子，是物主人当年从布特哈地区到呼伦贝尔戍边时带过来的。它是当时巴尔虎人戍边驻牧的唯一一件完整的历史物证，已传承了十三代家族谱系完整五代，每一代都传与长子，新巴尔虎左旗镶白旗呼布特图哈拉布和 巴图其日、布和 巴图其日的儿子阿荣查、阿荣查的儿子阿木尔、阿木尔的儿子朝鲁玛喜、朝鲁玛喜的儿子那日格勒。最后传人那日格勒现年25岁，呼布特图哈拉，现居住在新巴尔虎左旗。2007年11月，由陈旗民族博物馆收藏。

新石器贝壳项链、手链
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将小石珠、小烁石、兽牙、兽骨等穿孔连接后挂于胸前。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些串饰在颗粒大小、材料的选择上都有了许多人工制作的痕迹。有的学者认为，人类以制造装饰品为最早的工艺技术。 本组展品出发现于我旗完工镇。共分四件，2条项链，2条手链，是用贝壳精心磨制成小薄片穿孔连接而成，珠粒共计920片。项链上的珠粒片直径为6—9mm，厚度为1—2mm，手链上的珠粒片直径为4—6mm，厚度为1—1.5mm。是贝壳饰件的经典作。

鲜卑驼马纹饰件
这组青铜带饰出土于我旗东乌珠尔敖包特，共12件。其中4个带饰主件呈长方形，驼、马纹，镂空，长、宽均合于比例，范模制成，线条流畅，形神俱备，属上乘之作。马气势雄健，膘肥体壮；驼双峰，昂头。作为小型饰件，如此精到工艺本身就极其少见，而在如此小的空间，把作品定格在驼、马之间，就显得更不寻常。北方的自然环境提供了驼、马奔腾的舞台，驼、马图像浸透了北方民族对驼、马眷恋的感情，向南进入农耕地带，因为脱离了环境，这种图像就逐渐地消失了。在呼伦贝尔地区出土青铜驼马纹带饰当属首例，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元代铜鎏金马鞍饰件
《蒙鞑备录》记载，蒙古族“其俗射猎”“生长鞍马间”，自孩提时代即学习骑射，被誉为马背民族。本展品是一套全品相鎏金青铜马鞍饰件是马背文化的经典展品，在内蒙古地区首次发现。前鞍桥饰件长21cm，宽23cm；后鞍桥饰件长15cm，宽28cm；前鞍翅饰件长6.8cm，宽7.5cm；后鞍翅饰件长9.5cm，宽8cm。前后鞍桥饰件雕有二龙戏珠，四个鞍翅饰件也各有一条雕龙。应为有品级的官员使用。
蒙元时期我旗境内发生过大小战役无数，如“阔亦田之战”等。该饰件发现于赫尔洪得，物主人也许是一位驰骋疆场的武将，现已不得而知了，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室韦独木棺
1986年、1995年、2007年分别在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发现隋唐时期室韦独木棺。
2007年5月23日发现的墓葬位于西乌珠尔西9公里处的一沙坑中，该沙坑由于经常有墓葬暴露于地表而被当地人称为“鬼坑”。沙坑南距海拉尔河约5公里，北距301国道约2公里，沙坑长约2公里，此次发现的墓葬位于沙坑西北侧慢坡上。墓葬棺木已暴露于地表，未发现墓口开口层位，但棺木几乎未遭破坏，文化现象也较清楚。
墓葬为土坑竖穴墓，葬具为独木棺，方向北。棺盖塌陷，墓主人为成年男性，骨架除脸部腐烂外其余保存完好。出土有蒙于脸部的纺织物，右侧顺置桦木弓、桦皮囊、小腿上放马鞍，拌有残铁器碎块出土。弓及马鞍已残，箭囊较完整。

清代四品武官服
该清代四品武官服出土于我旗乌珠尔苏木。服饰由里到外共四层，均为圆领，最里层内衣已腐烂损毁。第二层黄色缎面袍子，整件衣服上布满蝙蝠纹饰。第三层为蓝色纱制袍子，上有金色龙纹，袍子上有圆形铜扣。最外层朝服为蓝色绸制，上有龙纹图案，扣为铜质。前胸及背后有标志补丁，为刺绣猛虎图案。下身为浅蓝色绸面裤子，上有龙纹，脚上为灰缎面靴子。从服饰可以断定，主人为满清正四品武官，职务为佐领一级。
服饰有官帽一顶，为缎面暖帽，顶珠为圆顶蓝色涅玻璃，顶珠下有红色帽纬，帽边一圈为兽皮，帽后白玉翎管。胸前朝珠为108颗檀木珠，有4颗直径3公分大粒翡翠“佛头”。朝珠上另有三串小玛瑙石串珠，每串10粒。珠串的末端各有用银丝珐琅裹着绿松石的小坠角，另系有一块透明宝石大坠子，均为满清正四品配饰。
服饰全套完整，官阶明确，是目前呼伦贝尔地区出土的最高级别的清代武官服，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

新巴尔虎志
古代蒙文手抄本，记录了新巴尔虎、索伦、达斡尔等民族戍边牧屯边事件和人畜财产账单，是蒙古族巴尔虎部等北方少数民族在清雍正期间戍牧屯边的重要书证。

萨满服饰
萨满教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原始宗教。萨满一词系通古斯语，意为兴奋、不安和狂悖的人。《宗教词典》中解释其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蒙古族信奉的萨满教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有明显的氏族部落宗教特点。萨满教的基本特征是以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信念为思想基础，既有自然崇拜，也有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具有一定的崇拜内容和祭祀仪式。
萨满跳神的法具有奥日贵（神衣）、麦呼兹（神帽）、阿巴嘎拉岱（萨满面具）、豪日毕（双撑杖）、贺赤（神鼓）和达毕乌日（鼓槌）、八仙座卜封图、四个羊拐，嘎拉哈念珠等。萨满服饰是反应巴尔虎蒙古族宗教信仰的重要文物。

四、考古成果
我馆文物考古工作组自2007年到2011年，历时5年完成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复查旗境内原有古遗迹、古遗址30处、新发现古遗迹、古遗址343处；使我旗古遗迹古遗址达到373处，占呼伦贝尔市古遗迹古遗址总数的1／3。2013年8月，我旗考古队员在呼和诺尔镇岗嘎地区勘探发现了蒙兀室韦独木棺墓葬群，中科院考古所及市、旗文物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进行了考古挖掘，出土了桦皮箭囊、箭矛、马镫等蒙古先民狩猎时期遗物，有力的证明陈巴尔虎旗是蒙古之源。在全球，室韦独木棺仅在陈巴尔虎旗发现。早在2007年，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发现了独木棺群，实物在旗民族博物馆展览。
我旗现有国宝级单位2处，省保级单位2处，旗保级单位23处。文物是国家不可再生资源，我旗的古遗迹、古遗址是厚重游牧历史的证明，也是全旗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五、古遗址
（一）金界壕遗址
陈旗境内的金界壕遗址是呼伦贝尔北部金代古城一段，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位于旗北部边界八大关渔场附近，渔场东西两侧各有一段，每段呈弧形，全场22.5公里。
金朝修筑的这道军事防线，工程浩大，气势宏伟。界壕由壕、墙、边堡等形成一套完整的军事设施。界壕多沿河流、山脉走向，选择在山麓下修筑。在结构上，主要是挖壕取土在内侧筑墙，从保存较好的线段分析，壕深加强高至少在4米以上，墙体上筑有马面，高出墙身，伸出墙外，以加强防御能力。沿边壕内侧筑有边堡，各边堡之间相距一般为10公里，远者相距20多公里。

（二）浩特陶海古城遗址
浩特陶海古城：浩特陶海古城位于浩特陶海牧场西约100米，海拉尔河下游200米处。平面基本呈方形，古城周长约1890.34米。有南、北2门，门外有瓮城，瓮城门向东开。四面墙筑有38个马面，四角均有角楼。古城城墙夯土筑，城内中心处有一方形台基，台基西北方还有数处院落遗址，共见有7座房址。台基和房址周边散落有残砖。古城外有护城河。当时契丹族为了防御大兴安岭西部蒙古诸部在修筑古长城的同时建立许多边防城堡，浩特陶海古城为其中重要的一座。《辽史、地理志》载：“泰州德昌军节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通州，民不能御，逐移东南600里来、建城居之，以近本族”。辽代泰州属辽国上京道，是辽国控扼北方地区的军政重镇，州治所在今黑龙江泰来县塔子城古城，浩特陶海古城位于泰州西北600里，为辽代“通化州”。 浩特陶海古城自龙江考古队调查后，市旗文物工作人员多次进行普查，1996年6月，在古城遗址上建立保护标志，划分保护范围，建立文物档案。1992年《呼伦贝尔文物》第1期 《浩特陶海古城》一文，文中描述了古城址的遗址形态，并分析阐述了历史断代。此文为以后保护、研究这些古城遗址和古墓群提供了较权威、详实的依据。1989年6月6日浩特陶海古城批为旗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9月4日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已经批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万人坑遗址:
万人坑遗址位于陈旗境内敖包山西侧，陈旗东南部，北依敖包山，南临海拉尔河，处于半环形的岸崖之下，白沙围裹之中。遗址距301国道和201省道交叉口500米 ，距海拉尔北山遗址3公里。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呼伦贝尔地区。1934年—1939年，日本关东军从河北、山东、辽宁等地掳来大批中国农民充当劳工，在敖包山修筑日军地下军事工程。中国劳工们在日军侵略者武装监押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期间，被打死或病死的就扔进万人坑。在山洞修完后，日军侵略者怕劳工泄密，将全部劳工枪杀或活埋。4年内累计掳用劳工2万余人，除一人逃走外全部在万人坑遇难，是日本法西斯东北地区最大的集中营。是日本侵华的铁证。万人坑遗址地下尚未清理开发，保存较好，地面仍可见大量劳工白骨、牙齿 ，还可找到屠杀劳工的子弹头，是一处有实景的二战遗址。万人坑遗址是侵华日军海拉尔要塞北山遗址的一部分。北山遗址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北山上。1998年，经海拉尔区政府修善后正式对外开放。万人坑遗址是日本侵华的铁证，向人们呈现了那段不可忘却的悲痛历史。是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实景基地。

（四）独木棺遗址：
遗址位于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苏木萨如拉塔拉嘎查301国道南0.8公里，西乌珠尔苏木西9公里处的沙坑中，分布约5600平方米；沙坑由于经常有墓葬暴露于地表而被当地人称为“鬼坑”。遗址位于沙坑西北侧慢坡上。2007年5月23日，在此发现一座隋唐时期独木棺，发现时墓葬棺木已暴露于地表，未发现墓口开口层位，但棺木几乎未遭破坏，文化现象也较清楚。从沙坑断面分析，墓底距地表2-3米左右，墓葬为土坑竖穴墓，方向北。棺盖塌陷，墓主人为成年男性，骨架除脸部腐烂外其余保存完好，出土有蒙于脸部的纺织物，右侧顺置桦木弓、桦皮箭囊，小腿上放置马鞍，伴有残铁器碎块出土，弓及马鞍已残，箭囊较完整。现遗址处以被沙掩埋，复原独木棺及随葬品保存于陈旗民族博物馆，从出土墓葬来说该遗址是室韦遗存。“鬼坑”早在1986年6月，呼伦贝尔市文物站就曾在此发掘出土独木棺2座及几座破坏墓葬，出土一批铁、铜、陶、金银器及玉石、玛瑙串珠等。1995年也曾发现隋唐时期独木棺。室韦之名始建于北魏，作“失韦”。主要分布于流域及其以西各支流，隋唐时期呼伦贝尔地区是古代室韦人生产和生活的家园，室韦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抗拒种种灾害，因地制宜，为呼伦贝尔地区的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以及北方各族之间的团结、交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而艰难的贡献。西乌珠尔独木棺遗址地处西乌珠尔“鬼坑”，该处曾几次发现隋唐时期独木棺，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文物专家多次到实地考察，认定是一处隋唐室韦时期遗存，是室韦民族在此生活的有力佐证，为研究隋唐时期的呼伦贝尔室韦民族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