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代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元代以后，河西陇右的党项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32]
1983年，汤开建发表《〈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一文，对此碑内容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此碑的碑主应是由夏入元的沙陀贵族之后。[33]从汤文提供的史料根据来看，应该承认他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34]但这一推测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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