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数量庞大，但从形态上看，绝大部分是卷子本，除此之外，还有摺本、旋风装、蝴蝶装、册子本、梵荚本等形式。另外还可以见到木简、绢本、木排等形式的文献。

从制造技术的角度看，绝大部分敦煌文献是手抄本，只有少量的拓本和印本。

新的书籍形式

做成卷子形式的书 籍使用起来极为不便。然而，只要对其略加改进，就可以产生 更便于使用的形式。但尽管如此，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却没有 一点进行这种改进的尝试。 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例证，一直 到8世纪末，三种新的形式出现了。

这三种形式，第一是折 本，其次是册子本，再其次是少量的印度风格的贝叶形写本。

折本和贝叶： 把一个卷子每四行或五行交错折叠就产生了折本。寺院 的经文就是这种形式。这种形式产生之后，在需要只看一卷 中某一处时，就能够很方便地翻到这个地方，用过之后也没有 再卷回去的麻烦，直接合上就行了。所谓跳读《大般若经》就 是这种形式的书本的效用之一。这部经有600卷，通读一遍 都很困难，但似乎每一册用左右手执其两端，中间在空中翻动 一遍，就表明已把一卷读完了。自10世纪印刷佛典开始，到17世纪末，万历版的一切经 印行以前的700年间，佛典都是作成折本形的。有人甚至认 为这种形式是佛典特有的。

敦煌写本中，折本形写本即使在佛典中也非常之少。可 以说，全部敦煌写本中，折本充其量有十几件，假使这个数字 不够准确的话，至多不会超过50件。在吐鲁番也发现过若干 件，但书体的时代都相当晚，可以认为是抄自印刷本的。如此 普遍的折本为什么在敦煌写本中不多见呢？这确实是令人费 解的事实。 更奇怪的是，这种为数极少的折本形写本几乎都不是通 常的折本，其每页正中或正中稍靠上面一点都开有一个小孔 。梵文、吐蕃文的写本被称为贝叶。贝叶的每一页都 写得稀稀落落，各页的中间也开有这样的小孔，孔中穿绳，以 保证前后顺序不致发生颠倒。在印度，贝叶原是指写在某种 树叶上的东西，但在敦煌及吐蕃，则用纸作成与印度的贝叶同 样形式的“贝叶”。真正的贝叶，一页页都是分开的，但敦煌的 折本则形成了这种贝叶相连的形式。 真正的贝叶形汉文佛经写本在敦煌、吐鲁番也发现了几 件。其中现存在柏林的《大般涅槃经》的一叶断片笔 迹为7世纪前后，以我看来，这是最早的汉文贝叶形佛经写本。然而也可以认为，只有最高级的佛典，才可部分使用贝叶 形写经。今天虽然在边境的敦煌、吐鲁番发现了这种写经的 遗物，然而长安一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制作贝叶形写本呢？ 这还是很大的疑问。 尽管如此，这一事实还是证明了敦煌的折子本不是从卷 子发展而来，而是从贝叶演变而成的。

册子本 书籍的另一个新形式是册子，即帐簿形的书。将 30厘米×45厘米的纸载成四份之后，再加对折，就制成了长 15厘米、宽11厘米的小册子。也有把长40厘米、宽25厘米 的麻纸裁成两半后，再对折而制成长25厘米、宽10厘米的细 长条状的册子。由于中国的纸很薄，所以往往是两张粘合在 一起使用，而且不用线缀连，只是以浆糊沿中间的折痕，粘连 3～5毫米宽。糊的痕迹若以放大镜观看，还可以清楚地看见 其中的麦麸，表明使用的是小麦面粉做的浆糊。这种形式的 写本仅在敦煌就有几百件，年代全属9～10世纪。 册子优于其他写本形式之处在于，它不像卷子那样正规， 型制较小、便于携带。正因为如此，所写内容也多适合于个人 使用，最多的是《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观音经》（《法华 经》的普门品），以及混有民间迷信内容的伪经类。总之，都是 一些普通的经典。另外，也有汇集拜庙歌一类内容的书，这种 拜庙歌又被称为赞文、佛曲等。这类书可能是居士或出家者 学习时使用的。其他还有文书及书信的书式集、用语集等也 很引人注意。 总的看来，可以说册子本的内容显示着某种方 向。它们具有与图书馆保管的卷子不同的功用。 这种形式的写本见于敦煌写本中的，是年代都在9世纪 以后的。但在中国内地，肯定从更早的时候起就已经出现 了。

敦煌卷子的形制和规格

敦煌写本的数量很多，但其中大多属于某种固定的形式。另外也有不少不合常现形式的卷子，但这些卷子都各有 一定的道理采取常规以外的形式。

一般来说，标准的卷子本的形式如下：

用纸是麻纸。就是将旧麻布捣碎而制成的纸，但制法已相当进步。公元500年以后，纸的纹理变得更细，而在600年左右，纸已变得极薄、极有韧性。650年前后起，开始使用纹理细但较厚的纸，并染成美丽的黄色乃至黄褐 色。

卷子的尺寸，一般是25～26厘米，相当于当时的1尺。不过后来的1尺已变为30厘米左右了，而写本用的麻纸仍然 是早先的一尺，例乎不这样的话、排列在书架上就会有凸凹而显得难看。一般将这样的一尺叫做“小尺”与长1尺相对，宽是1.5尺或2尺。自不待言，这种长度为1尺的尺寸实际是木简尺寸的孑遗。

8世纪末，敦煌地区归吐蕃统治之后，这种质地优良的麻 纸就无法再从中国内地运来了，此后专用当地生产的纸。这 种纸纹理极粗，尺寸也不再是小尺，而是当时通用尺的1尺× 1.5尺。染料的质量也相当差，有时甚至使用不染色的灰白 的生纸。即使是这种粗劣的纸，在当时的过一地区也还是很 贵重的，吐鲁番地区的回鹘人就特意从敦煌购买这种纸使 用。

卷子的用纸尽管是各式各样的，但在作成卷子本的时候， 都要先在纸上画线，纸的上下两端（天地）各留有3厘米左右 的空白，上下各画一道横线。然后以1.5～1.8厘米的间隔画 竖线，两线之间为一行，每行写17个字。似乎在5世纪后半 叶这种形式才固定下来。在此之前的卷子，天地的留白很窄。 每行字数有的为16字，有的为18或19字。有时也 有不划线的，但是把格子纸垫在下面，以使横排、竖排的字都 能整齐成行。在划有线的纸上写有正文。常常由专门的书手以谨严无 比的书体书写。

正文的起首是标 题，与现在所不同的是，标题是以与正文同样大小的字写在第 一行。通常正文一卷约为20～30张纸。正文的末尾还要再 一次写书标题，但在这里大多只写略题。其后是题记。

题记 的内容包括施舍者的姓名、书手的姓名、书写日期、书写缘由、 祈愿文等。其详略程度各异，有的相当详细，有的则根本没有 题记。

纸的末端用浆糊粘接在木轴上。 在正文的前面贴裱有15～20厘米的纸，这就是表纸。表 纸的前端用细轴木整形，中间附有细绳。外侧的上端以大于 正文的文字再次书写标题。不过这往往是由被称为题师的高 级书手书写的。 在隋唐的宫廷图书馆中，轴的上端附有象牙制的标签，据 说是为了易于从书桌上找出来。

在图书馆，每十卷这样的卷 子为一秩，包好后排列在书架上。在敦煌遗留有这种精美的秩的 残片。但一般是麻布制的，非常粗糙。

以这种形式制作的卷子可以说仅限 于儒、道、佛教典籍。也正因为是典籍，才被珍藏在学校及寺 院的图书馆中，不能轻易地为我们所见到。

在初期的若干写本中，有的卷末记有“总计几千几百几十 几字”的一卷总字数。在使用木简的时代通常也是这样记载 的，可以说这也是木简的遗制之一。因为写本中记录的是值 得尊敬的圣贤的言论，所以要注意不能有错误。像这样写出 总字数确实能够防止脱字。从当时人们小心注意不发生脱字 的现象可以看出当时也是努力防止错字出现的。书写在木简 上的天子的诏敕也同样在末尾注记总字数。而卷子则是模仿木简而来的。这一点从文字的历史来看是不言自明的。卷子本的书籍与诏敕同样，不允许有一字一句的错误，须恭恭敬敬 地抄写且应能流利朗读。

非标准形式的卷于本都是经典以外的书籍。从内容上 看，都是经典的注释书、面向初学者的教科书、僧侣的戒律及 佛号之类的教科书，这些可以说是供个人使用的。这种书写 物尽管也是同样的卷子，但与书写经典的卷子有明显的不 同。

其每行不是17个字，字很小，其书写者也不是专门的书 手，而是由学习者本人以及师傅、长辈等非职业书手书写，并 且每每使用行书和草书。

此外，用纸一般也不用麻纸，有不少 甚至就写在废纸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