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贵州遵义。红三军团卫生员龙思泉以家传中医秘方，治愈了当地百姓孩子的伤寒高热。这位被群众称为“红菩萨”的年轻卫生员，后来外出为群众治病掉队，在追赶部队途中被敌人杀害。遵义百姓为他立起“红军坟”，香火至今不绝。

血战湘江后，红军随军携带的碘酒、奎宁、阿司匹林迅速耗尽。长征亲历者回忆，当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伤病员常常处于无药可治的险境。危急关头，中医药成为保存红军战斗力的重要力量。

从苏区走来的“药匣子”

从井冈山时期到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一套支持中医药发展的制度框架。1928年冬，红军第一个设施较为完善的医院红光医院，就设有中医部。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曾因病住在中医部，江华回忆说在红光医院中医部服用中药治疗。1932年，56岁的杨振德和女儿邓颖超一起来到中央苏区，后参与筹建中央红色医院的中医诊疗室，用中草药为红军伤病员治疗。

更重要的是，党在制度层面赋予中医药与西医药同等的地位。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专门论述优待伤兵问题，把医疗卫生工作提升到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战略高度。红军医院中设有中医部和中药房，用中西两法治疗成为工作方针。当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远征之路时，随军而行的除了一批医务人员和有限的药品外，还有多年来积累的制度架构与人才队伍。

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价值的深刻认知：在资源受限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中医药不是西医的替代品，而是具有独立价值和体系优势的并行选项。将中西医并置于同一制度体系内，既是对中医药疗效的肯定，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务实选择。

雪山草地间的“救命草”

红军出发时，总卫生部给部队预发了三个月的药品，还自带了二百担药品器材。然而，经过长途行军和敌人的围追堵截，这些储备很快消耗殆尽。

药品断绝后，各部队很快恢复了苏区时期的做法。有的战士从江西、福建老家带来了治疟的常山，煎水服用；有的卫生员翻山越岭，按一本随身带着的《本草纲目》辨认当地草药，采回后洗净切段、晒干备用。在川北，红四方面军请来老中医杨成元坐堂，一面救治伤病员，一面带徒授艺，把民间的个体经验转化为部队可用的集体技能。他们还变废为宝，将行军途中收集的牛羊骨烧炼成炭末，研磨入药，止泻效果颇佳。制药厂里，青果丸、大黄末、黄连丸陆续出炉，解燃眉之急。

红三军团卫生部部长饶正锡出发时，在行囊里塞了一本苏区编印的中草药手册。西药耗尽后，这本小册子成了全军的“活教材”。战士们傍晚宿营时，常围坐在篝火旁，对照图谱辨认路边的金银花、柴胡、马齿苋。过草地时，朱德亲自组织野菜调查小组，教部队辨别哪些野菜可食、哪些有毒、哪些兼具药用。红一军团将领耿飚长征初期疟疾发作，高热昏迷，隔日发作一次，后来甚至一日数次。当地一位老中医冒风险为他诊脉，献出祖传秘方，配药服用后病除。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甘肃哈达铺，当地盛产当归、党参等道地药材。镇上行医数十年的老中医畅通（一说张炯奎）为周恩来诊脉处方，嘱其好好调理。周恩来病愈后，这把铜勺后来由畅通家人捐赠给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留下一段佳话。

中医药在长征中展现出的，不仅是技术手段，更是一种将分散资源迅速组织起来的实践能力。长征中医药实践的核心方法论可以概括为“三就”：就地取材、就近取药、就便施治。这一方法论的本质，是将中医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辨证思维与战争环境的流动性、不确定性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应急医疗保障模式。它不仅解决了药品短缺的燃眉之急，更在极端条件下验证了中医药体系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从“红菩萨”到“红色本草”

长征中的中医药救治，从来不是红军医务人员的“独角戏”。中医药本身具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特质，这使它天然成为连接红军与沿途群众的纽带。

中医药在长征中发挥的不仅是医疗功能，更有深刻的文化功能。其一，它是生存文化“简、便、验、廉”的特性在极端条件下得到充分验证，证明了中医药在应急医疗与基层保障中的独特价值。其二，它是政治文化。以医联民、以药连心，中医药成为红军争取群众支持、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媒介。其三，它是精神文化。中医药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在血火中交融共生，孕育出“政治坚定、救死扶伤、艰苦奋斗”的红医精神。这种交融，使中医药不再仅仅是传统医学的延续，更成为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

走好新时代中医药的“长征路”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看到的不仅是“用了哪些草药”的经验记录，更是一种领导方法、一种组织原则、一种价值取向。在极端条件下，将分散在民间的医药资源通过组织化的方式集中起来，使中医药在服务最广大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过程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进入新时代，《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和规划实施全过程。从长征战时条件下的集中统一领导，到新时代以政策体系、协调机制和评价体系为依托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的是党对中医药工作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原则。中西医结合、群众路线、因地制宜。这些从长征中走来的经验，至今仍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本遵循。（才贺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