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馆藏晋侯 苏钟（资料照片） 上海博物馆供图

博物馆已成为今人打开中华民族亘古文明大门的钥匙。经过岁月浸润的石器、玉器、青铜器……不仅是器物，更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形态的物化体现，其发展与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变迁，中华文脉延续千年，仍能生机勃勃、呈现持久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密码深植其中。

《瞭望》从多家博物馆选取“镇馆之宝”，观察文物细节，讲述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为线，去感悟百川入海，探究其来有自。

一、“看见”最早中国

牙璋起源于新石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是夏商时期礼制体系的重要器物，随后大量出现在长江流域文明中，尤其以古蜀文明中的牙璋最为人们所熟知。

牙璋通常呈扁平长条形，早期功能可能与农耕相关，后逐渐演变为权力象征。例如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牙璋两侧出现扉牙装饰，体现了龙形化特征，成为夏文化的典型标识。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资料照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供图

二里头玉牙璋：“标记”夏文化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走进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件看似平平无奇的玉牙璋，见证着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非凡影响力。

这件牙璋长48.1厘米、宽11.4厘米，呈扁薄长条形，柄部有孔，前端有刃，在璋身与柄部相接处的两侧边缘，有凸起的扉牙。整体造型精美，器形庞大，气势恢宏。

“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共发现4件牙璋，均出自高等级的贵族墓葬中，表明牙璋已成为代表等级身份的重要礼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

根据现有的考古实证材料，牙璋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早期的牙璋尺寸较小，造型也较为简单，大部分出自山地祭祀或者城墙夹缝中。”赵海涛介绍，到了距今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的器体尺寸大型化、扉牙形象龙形化、用途功能礼器化，并且作为夏王朝政治文化、礼制的标志性载体，从中原地区向四方扩张。

“在与二里头相距甚远的湖北荆州汪家屋场、四川广汉三星堆、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等诸多遗址当中，都出现了二里头风格的牙璋。”赵海涛说，“相关研究表明，可能的传播路径，一条是通过湖北、湖南传到了广东、福建、香港地区，另一条则是顺着长江一直到达三星堆地区，然后继续向南传到越南北部。”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邓聪认为，牙璋的礼仪内涵功能在以中原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遗址群中大放异彩，而其向周边广阔地区传播扩散的路线也能清晰表明，当时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王朝认同、文化认同和礼制认同的格局面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认为，在距今3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辐射四方，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整合其他区域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满天星斗”到各具特色的古国时代，进入以中原地区为主导、一体化发展的王国时代。

当前，经过60余年的持续发掘与研究，夏都的面貌愈发清晰。“二里头都城为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这是判断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赵海涛说。

随着夏文化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夏朝存在、夏为信史”已成为学界共识。2024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接待游客量达130万人次，成为探访夏王朝的重要窗口。

秦岭博物馆展陈的夏代玉牙璋（资料照片） 秦岭博物馆供图

夏代玉牙璋：填补陕西夏代考古空白

在今年全面开放、展出大秦岭区域六省一市文博珍品的秦岭博物馆展厅，一级文物夏代玉牙璋吸引众多游客参观。

夏代玉牙璋是氏族部落首领身份的重要象征。1997年，玉牙璋在商洛市东龙山遗址出土。这件长27.8厘米、宽7厘米的墨玉器，呈窄长条形，表面光洁平整，柄部倾斜，两侧各有一小齿牙，下中部钻有一圆孔。

秦岭博物馆馆长雷新锋介绍，这件玉器是商洛市商州区东龙山遗址中的随葬礼器，与玉戚同置于墓主胸部及左臂外侧，墓主推测为夏代部落首领。在陕西地区夏代考古中，玉牙璋是可作为断代依据的标准器物，填补了陕西夏代考古的空白。

“东龙山遗址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从出现宫殿区开始形成、青铜器制造作坊开始出现等明显的二里头一期、二期文化特征，以及与玉牙璋一同出土的随葬品综合判断，这里是夏代某个重要部落或者方国的所在地。”雷新锋说，这一遗址处于二里头文化南向扩张的路线上，在文化传播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对研究夏代国家疆域范围、政治制度起源和部落礼仪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藏于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的人龙纹玉璋（2025年10月10日摄）袁月明 摄/瞭望

人龙纹玉璋：见证玉礼制度成熟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展厅中央，出土于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仲墓的人龙纹玉璋，被静静置于独立展柜中，发出幽幽的青辉。

走近细观，这件玉璋整体近似铲形，两面纹饰相同，上部是屈膝蹲姿的侧面人纹，面目庄严、发丝飘逸；下部则装饰有双龙纹，一龙在人身下，一龙在人足下，龙身卷曲，仿佛要腾空而起，动感十足。

“人龙纹玉璋通长33.3厘米、器身最宽处14.9厘米、厚0.7厘米，是虢国墓地出土器形最大、最为厚重的单体玉器，它材质优良、纹饰优美、雕工精湛。”虢国博物馆副馆长李清丽说，“其上的人纹应是周天子形象，象征着人可驾驭神龙，上天与神灵沟通，祈求国泰民安、江山永固。”

作为虢国墓地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虢仲墓随葬器物4601件，其中玉器多达1050件。“人龙纹玉璋位于内棺盖板之上，与玉戚、玉琮、玉璧、玉戈等礼器同出，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两周时期玉礼文化的直观体现。”李清丽说。

两周时期，用玉制度趋于成熟。

“在虢国墓地中，祭祀天地四方用的‘六器’、表示邦国朝聘等级的‘六瑞’，以及已失去实用功能转而作为仪仗使用的玉戈、玉戚等，均有所出土。”在李清丽看来，除了人龙纹玉璋，虢国博物馆三套大型联璜组玉佩同样“不可错过”。

这三套联璜组玉佩分别为七璜、六璜、五璜，均配合玛瑙珠、料器串联而成，纹饰以形态各异的龙纹或人龙合雕纹为主，望去璀璨夺目，华丽无比。

相关专家研究认为，大型联璜组玉佩是虢国统治阶层生前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玉璜数量与佩戴者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如七璜组玉佩出土于虢国国君虢季墓，五璜组玉佩则出土于虢季夫人墓。李清丽说，“可见那时，用玉确已步入政治化、制度化和礼仪化的轨道”。

二、孕育“和”哲学

中国古乐发展脉络可追溯至8000年前的贾湖骨笛、5000年前的陶鼓与陶埙，以及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磬等文物。这些古乐器不仅展现了中华文化中“和”的哲学思想，还通过音律传递着天地自然的和谐理念。

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的贾湖骨笛（资料照片） 河南博物院供图

贾湖骨笛：吹奏七声音阶的“鼻祖”

2025年9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贾湖遗址考古发掘新突破，首次发现“一墓五笛”现象，从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及丰富程度看，有较多墓葬等级明显高于聚落其他区域发现的墓葬。

“2023年至今，我们开展了贾湖遗址第九、第十次发掘，共新发现骨笛20余支。个别骨笛中间有刻画符号，一侧有等距离划分的刻度，类似度量衡，与其他的不太一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说。

距今9000年至7500年的贾湖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因出土骨笛而备受关注。

“贾湖遗址出土的数十支骨笛中，部分可吹奏出完备的七声音阶，在此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才有五声音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居中，曾七次主持贾湖遗址发掘工作。1986年，他指导并见证了第一支骨笛的发现过程。

贾湖骨笛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更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七声音阶的乐器。它的出土，推翻了中国七声音阶“西来说”，也将中国音乐史的起源时间，提前到了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晋侯苏钟：混搭的神编钟

上海博物馆东馆中国古代青铜馆内，灯光柔和。14枚大小不一的编钟组合而成的晋侯苏钟，静悬于展柜之中——青绿锈色斑驳，身披千年风霜。

晋侯苏钟一共16枚编钟，另2件收藏于山西博物院。这16枚编钟，形制和铭文书体完全一致，铭文内容更是完美吻合、严丝合缝。

铭文，是“侦破”晋侯苏钟身世之谜的关键。16枚编钟上的铭文，共有355字。它记述了晋侯苏率军参加周厉王讨伐东夷的战争，因战功卓著受赏，以此编钟留念。

晋侯苏钟的“合体”，补上了一块历史拼图。《史记·晋世家》中记载：“献侯籍元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献侯卒。”学者考证，晋献侯命苏，就是晋侯苏钟的主人。铭文记载的这场战争在史籍中没有找到记录。在为夏商周断代时，晋侯苏钟被看成周厉王时期的标准青铜器，成为确定西周王年的一个重要“坐标”。

上海博物馆青铜部研究馆员葛亮认为晋侯苏钟有三大特别之处：

一是商代墓葬里并没有成套编钟出土，当时只有鸣响器。晋侯苏钟是目前已知西周时代最大的编钟。

二是编钟上的铭文不是在铸造时候就有的，而是后来用利器凿刻上去的，其工艺与历史价值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实物。

三是晋侯苏钟根本不是“一套编钟”！“我们从铭文推断：晋侯苏打了个大胜仗，收获了很多重要战利品。他从约三套编钟里挑选了一些最好的，‘混搭’在一起，并且在编钟上凿刻铭文记录战功，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这组‘神编钟’！”葛亮说。

《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磬氏为钟，一钟双音”，显示西周工匠对声学规律的掌握已相当精妙。考古学家轻轻敲击晋侯苏钟，发现很多钟体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印证了“一钟双音”记载。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是西周礼乐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编钟是在聚会时奏鸣的乐器，一方面分享欢乐，一方面也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友善。”葛亮说。

（记者孙丽萍 袁月明 郑昕 张玥 谢剑飞 康锦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