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医药诊疗技法方药经验积累时期，从先秦开始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其间又可以分为先秦时期和秦以后两个阶段。先秦时期虽然已有针刺及药物的使用，但尚属起源时期，技法方药比较简单，古墓出土的青铜针是较短的，只能作浅刺使用，出土的药材品种还不多。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壮医使用的技法方药更为丰富多彩。特别是唐宋以后，对岭南常见病、多发病及其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仅技法成熟，使用的药物也增加到百种以上。医书分类中出现了《岭南方》，特别是明朝以后，在地方志上出现不少各地名医的记载。

虽然在漫长的诊疗技法方药积累时期，壮医药虽然发展比较缓慢，但以地广人众和防治需要，整体来看还是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其中尤以创用针刺疗法和制造金属针具，对毒药和解毒药的认识和应用，以及对痧、瘴、蛊、毒、风、湿等病症的丰富防治经验，成为壮医药发展水平的标志和特色。壮乡武鸣县马头镇元龙坡101号西周古墓出土的医用青铜针，为《黄帝内经·异法方宜论》的“九针亦从南方来”提供了实物例证，迄今为止是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医用青铜针具。

壮医理论体系、医教研体系形成和快速发展时期，则是在1984年第1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以后。以阴阳为本，三气同步，脏腑气血、筋骨肌肉、毒虚致病和调气解毒补虚治疗原则的壮医理论体系，于2002年2月通过广西科技厅、卫生厅组织的科研成果鉴定，并获得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华中医药科技奖；以《壮族医学史》《中国壮医学》《中国壮药学》《中国壮医内科学》《中国壮医针灸学》等为代表的多部壮医药理论及临床专著相继出版发行。《壮族医学史》专著荣获中国民族图书奖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科技著作），被医史学家蔡景峰教授誉为壮医史上的里程碑。基于壮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古老的壮医药终于上升为一门学科——壮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