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玉门关的奠基与丝绸之路的开启
张骞 “凿空” 西域，玉门关成为出使通道
西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前 138 年、前 119 年），虽最初目的是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但客观上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此后，玉门关成为张骞及后续使节往返的必经关口，也是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标志之一。正是通过玉门关，中原王朝首次系统性地了解西域地理、人文，并开始建立政治联系。
李广利伐大宛，玉门关的军事调度作用凸显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 年），李广利率军远征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求取汗血宝马，因后勤不济失败，退至敦煌时 “士不过什一二”。武帝下令 “军有敢入玉门关者斩”，李广利遂留屯敦煌。太初三年（前 102 年），汉朝增兵再次远征，玉门关成为兵员、粮草的转运枢纽，最终大宛臣服。此战巩固了汉朝对西域的威慑，也使玉门关的军事防御与后勤保障功能被强化。
设立西域都护府，玉门关成为治权象征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 60 年），西域都护府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玉门关作为连接中原与西域都护府的关键节点，承担着传递政令、输送物资、巡查边疆的职能，成为汉朝对西域行使管辖权的 “有形象征”。
二、东汉：边疆动荡中的玉门关角色
班超 “投笔从戎”，以玉门关为后方经营西域
东汉初年，西域脱离汉朝控制，北匈奴势力重新渗透。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 年），班超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后主动请求留驻西域，以少数兵力平定莎车、龟兹等国叛乱，重建汉朝权威。其间，玉门关是班超与中原朝廷联系的通道，他曾上书称 “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足见玉门关在边疆将士心中的 “家国边界” 意义。
玉门关的东迁与防御重心调整
东汉永平十七年（74 年），为应对匈奴与西域诸国的联合威胁，玉门关从敦煌西北迁至安西县双塔堡附近（今甘肃瓜州），更靠近河西走廊腹地。这一调整反映了东汉对西域控制力的波动，也体现了玉门关作为军事据点 “因时因地调整” 的灵活性。
三、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关隘存续
丝绸之路的断续与玉门关的坚守
这一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但河西走廊先后被曹魏、西晋、前凉、后凉等政权控制，玉门关虽不再是 “国门”，但仍是区域内连接西域的重要通道。例如，曹魏时期在玉门关周边修缮烽燧，延续了汉代的防御体系；前凉张骏曾派军队出玉门关西征，短暂恢复对西域部分地区的控制。
法显西行取经，途经玉门关见证佛教传播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 年），高僧法显为求取完整佛经，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流沙”（指西域沙漠）。他在《佛国记》中记载了玉门关至西域的艰险路程，这是佛教东传过程中，高僧以玉门关为起点进入西域的重要记录，体现了关隘在文化交流中的枢纽作用。
四、隋唐：玉门关的复兴与鼎盛
隋炀帝西巡，玉门关见证中原与西域的朝贡互动
隋大业五年（609 年），隋炀帝杨广亲征吐谷浑，西巡至张掖，西域 27 国君主前来朝贡。此时的玉门关（位于今甘肃安西双塔堡）作为隋王朝接待西域使节的前沿关口，见证了隋朝短暂的 “西域盛世”，也成为中原与西域贸易、外交的窗口。
玄奘西行 “偷渡” 玉门关，书写传奇
唐贞观三年（629 年），玄奘为求法从长安出发，因未获朝廷批准，抵达敦煌后冒险 “偷渡” 玉门关。他避开守关士兵，穿越五座烽燧（其中第四座即玉门关附近的 “野马泉烽”），最终进入西域。这一事件虽属 “违规”，却从侧面反映了玉门关的严格管控，也成为唐代佛教传播与个人求知精神的经典象征。
唐与吐蕃、突厥的争夺，玉门关的军事攻防
唐代前期，玉门关是防御突厥、吐蕃的前线。贞观年间，李靖、侯君集等名将多次出玉门关征讨突厥；高宗至玄宗时期，吐蕃势力扩张，玉门关多次成为唐军与吐蕃交战的战场。安史之乱后，唐朝失去对河西走廊的控制，玉门关逐渐被吐蕃占据，其功能随之衰落。
五、五代宋初：玉门关的最终消失
西夏占领河西，玉门关退出历史舞台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 年），西夏李元昊攻占河西走廊，敦煌、玉门关等地尽入西夏版图。由于西夏与中原王朝长期对立，丝绸之路北道逐渐被废弃，玉门关的交通与军事价值丧失，最终从史籍中消失。此后，明清时期的西北边关以嘉峪关为核心，玉门关仅作为历史遗迹留存。
总结
玉门关的重要事件，本质上是中原王朝与西域、游牧民族 “碰撞 — 融合” 的缩影：它既是军事冲突的前沿（如李广利伐大宛、唐与吐蕃交战），也是文明交流的通道（如张骞出使、玄奘西行），更是国家治权的象征（如西域都护府设立、隋炀帝西巡）。这些事件不仅塑造了玉门关的历史地位，更折射出古代中国西北边疆的兴衰与丝绸之路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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