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指山市水满乡方响村旁边的茶山。 张兆域 摄
文\特约撰稿 龚梓
编者按
清明前后,正是采茶、制茶的极佳时节。海南岛的茶叶往往捷足先登,先于国内其他地区进入市场。海南茶历来享有盛名,并有着鲜为人知的“身世”。
“谁识炎州一种茶,天教灵产闼烟霞。”这里的“炎州”指的就是海南。
海南产茶历史悠久。汉末三国时期(220-280)的《吴普本草》引用《桐君录》“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后茶饮,亦可通夜不眠”的记载,据《海南茶事》作者陈德新先生考证,书中提到的南方,指的正是海南,“瓜芦木”即海南大叶种茶树。
今天,让我们打开海南茶叶“图谱”,认识海南茶的魅力,走进海南茶人的世界。
很多人也许想不到,在漫长的中华茶史长河中,海南岛的茶叶已经走过一千多年的时光,并且与岛内外的历史文化名人结缘,被先贤们所享用,为乡贤们所称颂。
海南茶语
谁识炎州一种茶?
公元848年,唐名相李德裕贬崖州司户参军,连续贬谪,使61岁高龄的他身心倍受打击,体弱多病。《崖州志》记载:“天地穷人,物情所弃。亦无音书,无复书问。阁老(李德裕)智仁念旧,再降专人,兼赐衣服器物,茶药至多。”
西南农业大学特聘副研究员、云南农业大学客座教授、海南省茶叶学会(海南省茶叶协会)荣誉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德新在《海南茶事》一书中推断,这里写到的“茶药”正是海南岛先民常用的代药防病治病的野茶,因为此时的李德裕身居崖州,交通闭塞,能获得的保障极其有限,与长安生活不能相比,然而来自海南岛中部山地的野生茶能缓解他的病痛。
茶圣唐代陆羽称:“野者上,园者次。”经现代科学检测分析,海南野生茶内含物质茶多酚含量高达35~42%,氨基酸含量4%,茶叶含钴为0.5mg /kg,茶叶含钼0.09 mg /kg,保健作用明显。
时光之轮又碾过249年,1097年,61岁的北宋大文豪苏轼从雷州渡海登岛,来到海南西岸的儋州。苏轼居儋写了一首《和陶和刘柴桑》诗:“万劫互起灭,百年一踟躇。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稍理兰桂丛,尽平狐兔墟。黄橼出旧枿,紫茗抽新畲。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竹屋从低深,山窗自明疏。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无妻老相如。”
据明《正德琼台志·土贡》记载:“儋州,芽茶四十五斤,叶茶一十五斤。”可见古时儋州也产茶。
诗中记录了苏轼居儋时,在畲田上自己种植茶树,茶树上萌发的还是紫色茶芽,采摘后自己品用,一生爱饮茶的他,有了茶相伴。更让他欣喜的是,在他居住的桄榔庵附近有一条小溪,水清且洁,容易汲取,把水烧开,可以泡一杯茶提提神。(华兹生《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这让人不禁想起苏轼的那首《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从此诗可联想到其在儋州用江流活水煮茶品茗的场景,并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其诗作也赋予了千百年来世人对海南茶独特的人文想象。
海南茶同样与海南本土文化名人相遇。《琼山县志》记载:“施茶亭,在县西三十里许,其地无憩息所,往来苦之。明大学士丘濬因卜葬母,曾经其地,建亭施茶水以济行人。施茶铺之名实缘斯起。”这个记录还原了当年丘濬为母治丧时在羊山地区,建亭施茶,给过路民众歇脚、解渴的场景。
与丘濬同时期、小一辈的著名诗人王佐则作《野茶》称誉海南茶:“谁识炎州一种茶,天教灵产闼烟霞。建溪厨美非吾事,阳羡先尝自一家。闽客错猜龙换骨,国风休咏鼠无牙。陆生谩有《茶经》著,谁识炎州一种茶?” “炎州”为古代海南别称之一,诗中描写海南野茶沐浴仙露,笼罩烟霞,成长茁壮,虽不为世所知,但可以与福建建溪茶、宜兴阳羡茶相媲美。
一株生长在五指山保护区海拔1110米处、高约12米、胸径约1米的海南大叶种茶树。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吉光片羽
叶叶“黎茶” 亦汤亦药
“一些艳丽的青藤在竹丛上,开着白色的粉色的花朵,空气中氤氲着香气。当地野生的茶树混杂在其他灌木丛中,被灌木白色的花儿覆盖着,但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种茶树出现在野生丛林中,足以证明它是本地原生的。当地人把叶子采摘后晒干,带到集市出售,数量并不多,他们叫它‘黎茶’。”1882年10至11月间,美国传教士、植物学家香便文(Rev.B.C.Henry)和他的好友、美籍丹麦人冶基善(Carl C. Jeremiassen)一起对海南岛进行为期45天的徒步考察。香便文所著的《海南纪行》中,认定海南野生茶树为海南本土原生,实属珍贵,也直接证明对海南野生茶树利用与黎族先民分不开。
考古界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海南黎区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可以推知作为海南先民的黎族在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就定居在海南岛五指山腹地。
陈德新推测,此时面对海南岛高温高湿、蛇虫遍布的恶劣生存环境,疟疾、霍乱、钩虫病等疾病一直困扰黎族先民,为了生存,黎族先民发现与他们相伴生长在五指山丛林中的野生茶树有“奇效”,通过采摘野茶,日晒干燥,以茶代药,土罐煎煮,可清热解渴,防病治病,渐成习俗。
但因野生茶树生长在深山中,很少与外界互动,仅被黎族先民所用,居住在五指山的黎族同胞沿袭采摘野生茶树叶,迄今尚未进行驯化栽培。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胡素萍、张一平在《海南近现代社会图史——基于罗斯文库的研究》一书中也指出:“黎人世居深山,不闻外事,五指山附近的黎人,会采摘天然茶叶,晒干后存放以作饮料。”该书根据民国时期意大利驻华外交官、汉学家朱塞普·罗斯在华收集中文图书、资料和标本所写,通过提炼罗斯文库中的《海南岛史料集》,还原了民国时期海南社会风貌,其中有一部分记录了黎族先民利用海南野茶的生活图景。
1937年6月至8月,美国《国家地理》记者尼克尔·史密斯和伦纳德·克拉克从旧金山出发,途经香港来到海南,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探险旅行,拍摄了纪录片《海南红山之外》,记录了当时日常生活中黎族先民围聚一起喝大碗茶的情景,成为海南历史上关于黎族原始饮茶习俗最早的影像资料。
纪录片《海南红山之外》中黎族人席地而坐喝大碗茶的画面。 海南省民族学会 提供
海南茶史
从朝廷贡品到民间饮品
明代以前海南孤悬海外,发展进程缓慢,文献中关于海南茶叶的记载较少,但回溯文献,仍可在只言片语中探寻海南茶的发展痕迹。
据《明史》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海南设琼州府,中央政府对海南岛管辖正逐渐加强,海南要向中央纳贡,于是海南茶与沉香、黄花梨、麖皮等成为朝廷贡品。
正德《琼台志》记载:“国朝,芽茶三百四十九斤八两,及今添芽茶一百四十三斤八两,斤价银二钱。叶茶一百八十三斤八两,斤价银八分五厘。”说明当时海南地方政府能按照明廷贡茶技术标准制作茗茶,尽管产出数量和掌握制作贡茶技术的人有限。
但海南进贡的茶仅被皇室享用,对海南普通平民阶层而言,喝的大多是粗茶了,加工也没有那么精细,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据1933年陈铭枢总纂《海南岛志》载:“茶,本岛向无人工种茶,一半所饮之茶,多仰给于外。本岛所产茶叶,皆采自野生茶树,而制法粗恶,色味不佳。其中最有名之茶,为五指山水满峒所产,树大盈抱,所制茶叶,气味尚清。”
民国初期国人对开发海南野茶资源有过设想。据1920年的《调查琼崖实业报告书》,“琼崖各属向鲜种茶之地,惟五指山附近一带产生天然茶树,干大盈抱……其茶色绝美,不逊龙井,每年产额值六七千元,由定安、万宁、陵水三属出口,惜土人不知种植,不谙制造,至令有望之茶业无由发达……苟能于此等荒山栽植各种茶秧,并往产茶各省招致茶匠从事制茶,不数年间,五指山一带必将成为产茶之名区也。” 但因战乱等原因,开发海南茶未能如愿。
20世纪50年代末,海南建立了红茶出口外贸商品生产基地,建有岭头、白马岭、通什、白沙、南海等农垦茶场,其中南海茶场生产的“远洋牌”CTC红碎茶,曾远销美国、新西兰、日本、法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和地区;截至1990年,海南农垦累计生产干毛茶6.36万吨,其中出口4万余吨,为国家创汇7000多万元,但鲜为人知。此后,随着国家外贸制度的调整,统购统销时代过去,海南茶不再出口,且需要自己面对市场,由红茶转绿茶生产,出现了更多市场主体,也使得更多人接触到海南茶,品味到海南好茶。
如今,一些有远见的海南茶企深入挖掘海南千年茶史资源,集采茶、制茶、研学、民宿、休闲于一体,依靠茶科技,走茶旅融合之路,乘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春风,戮力振兴海南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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