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台湾地区所使用的汉语方言，闽南话占了绝对的优势，所以，一般人所说的“台湾话”，指的就是闽南话，也称作“福佬话”。除了台湾中部山地高山族居住区通行高山语和苗栗、新竹两县多数客家人说客家话外，在台湾岛，沿海中国大陆其他方言，几乎没有成群分布的现象。这种状态的形成，与历史上闽南人最早大批地移民到台湾有关，也与闽南人的文化特征、人文性格密不可分。

　　大陆迁台移民原籍地主要有三部分：首先是泉州移民，他们入台最多，多分布在平坦肥沃的沿海平原。其次是漳州人和厦门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随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进入，在施琅平定台湾后更是大量迁入，主要分布于距海较远的丘陵地带和各条河溪的中上游流域。最后是客家人，他们本在闽粤山地，距海较远，迁台时间迟于上述闽南人，抵台后多分布于南部的低山和溪谷的低洼处，在北部则分布于平原。这也是清代中期大陆迁台移民以所说的方言、所属的地域结构成帮源进行大规模的械斗后的结果。从人数上看，据日据时代台湾汉人分省籍调查记录，当时台湾有375万人，98%以上来自闽粤，其中泉州移民45%，漳州35%，由此可见福建人，尤其是闽南人在台湾汉人中占据绝对的多数。

　　台湾自1604年至1662年沦为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1895年至1945年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尤其是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运动”，禁止使用汉字和普通话，竭力割裂台湾与祖国文化纽带，在这种情况下，闽南方言起到维系祖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因为它不仅在台湾民众中广泛流行，而且是古代中华文化在语言层面上的体现。正如连横所指出的“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源既远，其流又长……”。三百多年来，闽粤移民，特别是闽南移民从祖籍地带去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历史文化等，一直是代代相传，成为民众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教育、交流、传播的媒介和载体也主要是闽南方言。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大力推行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国语”，即大陆所说的“普通话”，四十年的国语推行，成绩卓著，它甚至已经进入本应使用方言的交际场合，如家庭成员间的交谈。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事物、新观念大多以国语命名，虽然惯用闽南语的人，会以闽南语特有的方式，将词语改装，如将“洗衣机”说成“洗衫机”，但不可否认，在面对新词汇时，闽南语发音只是次一等的选择。新词汇越多，国语的使用率越高。而闽南社会的传统事物，如农业社会的常用语汇“壅肥”（种植前在田土中加肥）、“落肥“（在植物根部附近下肥）等，同样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耕方式的改变，它们的语义和用法，渐渐地不被年轻人所知。

　　台湾的闽南话有少量的日语借词，这也是半个世纪日本殖民统治在语言中留下痕迹，如“便当”（盒饭），称呼年长妇女为“欧巴桑”，沿用已久，许多人甚至已经不知道这些词是外来语。另外，台湾原住民高山族和平埔族的语言对台湾闽南话也有影响，如“牵手”，清人刘家谋《台海竹枝词》有一诗句并有旁注“手牵手放寻常事（娶妻曰牵手，去妻曰放手）”，连横在《台湾语典》中也说道：“土番娶妇，亲至妇家，携手以归；沿山之人，习见其俗，因谓妇曰牵手。”受日语和土著语言的影响，这也是台湾闽南语与大陆闽南语的区别特征之一。

　　当然，国语在影响台湾闽南话的同时，闽南话也无孔不入地影响了国语，人们在学习国语时，闽南语的发音习惯无时无刻地影响着自己的国语发音，如台湾人说的国语与大陆的闽南人类似，语调低，较平板，升幅度不够，普遍没有儿化和轻声的读法；闽南语的“有无句”的用法，也不时出现在他们说的口语里，如：“我有去旅行”，“你有没有看电影”，一听就知道是闽南人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