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九年，主张天地分祀的嘉靖皇帝，在当时的北郊修建了方泽坛，即后来的地坛。此后，明清两代皇帝在夏至这一天，都会到地坛祭祀。天坛祭天，地坛祭地，成为明清皇帝的重要礼仪。与天坛相对，地坛主体建筑方泽坛的坛台上铺设有地砖，其数量也是非常讲究的。对于准确的数量，网上说法颇多，笔者到地坛进行了实地探访，其中有不少有意思的发现。
夏日地坛 杨征 摄
天地分祀 修筑地坛
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官名，吏科的主官）夏言的一道奏折摆在了嘉靖皇帝面前。这道奏折对于嘉靖皇帝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嘉靖帝为藩王入继大统）而展开的礼制改革运动进行得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所主张的天地分祀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而夏言在这道奏疏中力主将天地分开祭祀，他认为将天地合起来放在南郊大祀殿内进行祭祀是不符合古礼的：“古者祀天于圜丘，祭地于方丘。圜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丘圜而高，以象天也。方丘者，北郊泽中之丘，丘方而下，以象地也。”
通俗来说祭祀典礼应该是在露天场合进行，而不是在大殿之内，而且祭天要使用圆形祭台，祭地则是方形祭台。这道奏折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赞许，在夏言的请求下，皇帝开始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结果偏偏此时有位叫霍韬的詹事，出于对夏言的嫉恨而上奏反对分祀，甚至他还在奏疏中将嘉靖皇帝暗指为王莽，这一下子激怒了皇帝，霍韬也因此被下诏狱。这一信号如风向标，让群臣了解了皇帝的用意。此后由嘉靖皇帝主持，对于分祀一事邀请群臣进行了“公投”，其投票结果大致如下：赞成分开祭祀的有192人，其中26人出于对经费的节省，主张将已有的山川坛作为方丘使用；主张合祭但对分开祭祀不反对的共206人；另有198人基本投弃权票，因为对于此项意见他们持不置可否的态度。
这表明嘉靖皇帝的想法基本上没有反对意见，可以顺利推进了。于是嘉靖九年五月，在原有的天地坛（今祈年殿处）南侧，兴建了新的圜丘坛（即如今天坛公园圜丘），而在北郊、东郊和西郊则分别兴建了方泽、朝日、夕月坛，地坛的序幕从此拉开。
在地坛的祭祀，很有学问。一年中大祭方泽坛（地坛的主体建筑）的日子，是在夏至这一天，理由是这一天白昼最长而黑夜最短，属于“阳气盛极而转衰”的一天。同理，冬至这一天皇帝则在圜丘祀天，也是因为从这一天起白昼开始逐渐变长。
在地坛祭祀当天，其陈设也要妥善安排，以清代时为例，地坛的坛台上要摆放皇地祇（地神的尊称）以及清朝历代皇帝的牌位，皇地祇居中，历代皇帝则东西相向。第二层坛台上则是“从祀”诸神，包括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以及清代各处陵寝所在的启运（永陵）、天柱（福陵）、永宁（清西陵）、隆业（昭陵）、昌瑞山（清东陵）等神，除此以外不同的神位前还摆放有不同的祭祀用品。
祭祀前一天，皇帝要穿龙袍衮服乘坐礼舆出宫，至太和门台阶下换乘辇，出安定门一路到地坛西门，至方泽坛北门外降辇，从三座棂星门中的右门进入，穿过方泽坛坛台到南侧的皇祇室，并在历代皇帝牌位前上香并行三跪九拜礼，礼毕则视察方泽坛上祭品摆放情况，最后到斋宫歇宿。
祭祀当日皇帝要在日出前七刻（约凌晨3点）穿好祭服殡乘辇至方泽坛北门外，之后步行到祭坛，进行祭祀。在这个过程中皇帝要四次行三跪九拜礼，分别在迎神、初献礼、受爵受胙以及送神四个环节中进行。其中，将皇地祇神请到神坛，并和皇帝“共进早餐”的过程，对于皇帝来说并不轻松。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皇帝曾对地坛斋宫进行过一次大修，计划工成后每年祭祀地坛前，自己都要到这里来斋宿。可没想到这一年的夏天酷热难耐，“往往以盛热”，且所种植的树木还没有形成气候，树荫稀少，所以他很担心执事官会因此而中暑，所以这年的斋戒在紫禁城的斋宫进行。乾隆十七年（1752年）夏至前赶上了一场雨，因此在这一年皇帝亲临斋宫，并作诗以留念。
方泽坛砖石分布示意图 杨征 绘
坛台砖石有特殊的意义
去过天坛的朋友一定对圜丘坛坛台上铺设的地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圜丘坛最上层，以天心石为中心，环绕其外围一圈是九块扇面形石砖，寓意为古代阳数（单数）中最大的九。第二圈则是十八块，即九的二倍，依此类推，坛台最上层最外面一圈是八十一块，即九的九倍。有趣的是，这个知识点出现在2020年全国高考的数学卷中，要求考生算出天坛三层坛台一共有多少块扇形石。
天坛的圜丘坛，是三层的圆形坛台，因此其坛台上扇形石的分布是以天心石为中心点，依次以放射形状展开。三层的坛台则用阳数来代表天。相比较而言，地坛主体建筑方泽坛上的砖石，无论从整体造型还是数量，都体现着其祭地的功能。
首先方泽坛的整体造型为方形，这是古代“天圆地方”思想的具体体现。坛台为两层，用阴数（偶数）以象征大地。环绕坛台开凿有一圈水渠，其总长度为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宽六尺。两层坛台中，上层为边长六丈的正方形，下层为边长十丈六尺的正方形，两层均高六尺。在尺度上均用阴数以象大地。而坛台上的铺砖数量，也将“大地”这一理念体现到了极致。
呈四方形的上层坛台，被均匀地分割成为九份，这并不是采用了阳数九的概念，而是我国历史上在周代出现的“井田制”的具体体现。用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来作为神坛的区域划分，无疑体现了广袤大地。其余的九块区域中则充满了阴数的概念：正中区域被分割成三十六块，即纵横各六路；周边的八个区域，每个区域被分割成六十四块，即纵横各八路。
再来看下层的坛台，上层坛台的八块区域在这一层增长了一倍，变成了十六块区域。这十六块区域便均匀地分布在下层坛台一圈，形成了有一个阴数的列阵。坛台上的砖石，再加上压在四面台阶之下的砖石，一共是1024块。
除了坛台，供奉皇地祇的殿宇皇祇室则通过彩绘和一些小的细节来体现“大地”的理念。比如，皇祇室的外围墙，总长度为四十四丈八尺，大门向北开，这一点与社稷坛完全一致，因为社稷坛中的社神也是土地神，但在传统文化中，社神主要负责耕地，而皇地祇则泛指人类生存的大地。皇祇室内的彩绘全部采用金凤和玺的样式，这种纯凤和玺彩绘在北京并不多见，弥足珍贵，而凤凰按照阴阳理论代表阴，可以引申为代表大地母亲。
补白
京城旧日夏至风俗
除了皇家祭地以外，在夏至这一天，整个北京城也上演着一幕幕热闹的夏日大戏。据清代中期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京师于是日家家惧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其做法就是将煮熟的面条过一遍凉水，用老北京的话说就是“利落”，吃起来爽快无比，非常适宜夏天。
作者潘荣陛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对于这道美食可以说是大加夸赞，称其为“都门之美品”。还特地询问周边的亲朋和外省来京游玩的好友的意见，结果大家都是对过水面赞不绝口，认为其“爽口适宜，天下无比”。后来，北京城的老百姓无论红白喜事，生辰节侯，早饭都要吃过水面，其理由大概是过水面做起来省事方便，而且拌上自家的炸酱或打卤，的确是物美价廉。
民国成书的《北京指南》介绍了过水面的一个重要配角，即糖蒜。夏至前后正是蒜成熟上市的时节，很多家庭，都会用白糖和醋，将蒜腌渍成一道佐食佳品，一口面条就着一头糖蒜，这也是如今北京城常见的风景。“冬至馄饨（饺子）夏至面”已经成了北京历史悠久的一道美食风景线。
顺便还要提到的是，清代灭亡后，地坛祭地的仪式宣告废止，地坛也逐渐荒废。这期间袁世凯的部队驻扎坛内，之后则是各路军阀“城头变幻大王旗”，各路军队或多或少都对地坛内的古建和古树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袁世凯的军队曾经在坛墙上凿洞以搭建营房，其他军队对地坛的破坏无异于雪上加霜，古老的地坛已近“危急存亡之秋”。所幸1924年12月，32岁的薛笃弼调任京兆尹（相当于今日的北京市市长），虽然他在任只有一年，但在短暂的时间里，他将地坛开辟成为一座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公园，即京兆公园。
1925年3月，薛笃弼呈文内务部，仿照当年朱启钤改造社稷坛的做法，提出“拟就安定门外地坛地方改建为北郊公园，以为城乡一般人士研究农林事务之所”的想法，这个想法很快获准执行，一些机关纷纷捐款。有了资金，旧坛改造工程便迅速展开，短短三个月，便完成了一系列工程：平整马路、栽植柏墙、建设公共体育场、修筑“世界园”、建“共和亭”、成立“通俗图书馆”、装设电灯、粉刷墙壁等。经过此番改造，地坛的内坛区域基本整修一新，外坛部分仍然归农事试验场使用，在一切准备妥当后，1925年8月2日，京兆公园正式对北京市民开放。
公园里最著名的当属“世界园”，这座园中园“画地为图，以石代山，以草代木，以花木辨其国土，以旗帜志其国名。所有世界上名山、大川、都会、商埠、铁路、航线、岛屿、海湾，无不点缀尽备。而中国之地势，如各省、省会、五岳、五胡、长城及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水，亦莫不分别清晰。”
可以说，游园者步入这座小园子，就等于进行了一次环球之旅，说它是北京最早的世界公园绝对不为过。“世界园”一圈走下来，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地形以及我国最重要的地理坐标都一览无余。这种设计即使在今日，也非常受欢迎。而意义更为深远的是，“世界园”还特意标明了自晚清以来中国沦丧的国土以及被洋人租借的口岸，可以说体现了公园“极力提倡国家主义，唤起群众爱国思想”的宗旨。
只可惜京兆公园由于当时军阀驻军的破坏以及资金短缺，很快便陷入衰败的境地。1928年国民政府迁至南京，此处改名为“市民公园”。1935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描述了当时公园的惨状：“运动器械已不全，世界公园业已荒芜”，“共和厅、教稼亭、有秋亭均行倾毁，惟基础尚存”，书成当年，市民公园即告停办。此后原址被北郊医院租用，1937年以这座公园正式停止售票，地坛逐渐沦为了一座“废坛”。直到1984年劳动节，地坛才又一次以崭新的面貌向老百姓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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