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

    桑杰贝帝师印及印文。

    在西藏博物馆的许多藏品中，有一件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一枚由元朝皇帝授给西藏地方萨迦第七任帝师桑杰贝的玉印。通过对这枚蒙古新字（八思巴文）玉印的考证可以看出，早在13世纪40年代西藏地方即成为元中央政府直接统辖的一个行政区域。

    印章在古代中原的使用和发展

    我国印章的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时代特征鲜明，它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1]古代中原的印章可追溯到商周时期，那个时代的先民们已经使用类似现存印章的器物，以作为古代抑印文字或者花纹图案的工具。大量的考古和历史史料证明，古人类铸造青铜器的陶范之纹饰图案多数是用一个刻有该种图案的模子抑压而成的，而铸造青铜器腹部等弧面的陶范均作凹面。压印凹面陶范图案的工具必须凸面。西周时期的三方肖形印印面微凸，其背有钮，可穿带，连续使用极为方便等特征，符合作为压印青铜器陶范纹饰图案。商周时期的刻有文字和纹饰的器物和古玺印有很大程度上相似之处：一、小型、印面平整，仅刻文字或花纹，背面有钮可穿带。二、可以反复抑印文字或花纹。但它的不同之处为一是一种复印工具，另一种则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凭证。尽管两者存在很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两者的社会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器物。《说文》中提到：“印，执政所持，信也”，“信”是古玺印的基本本质。古玺印具有三个基本要素：１.奇特的外部形态；２.复印文图的内在功能；３.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社会凭证。这是古玺印有别于其他器物的特征。在我国历史上很多器物流行了一段时期就消失了。但古玺印可却几千年绵延不断，长盛不衰，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外形、功能、社会属性三者有机的完美结合。这一时期的古玺为后世印章的出现提供了巩固和深厚的技术基础，更是我国古玺印的先烈和印章发展历史的源头。

    [2]古代中原印章名目繁多，造型丰富，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权力的象征。随着各王朝的更制，印章的名称及种类也大不相同。印章的原身为“玺”，在古代唯天子之配“玺”，将军之印称“章”，在下均称“印”。随着各朝代制度的不一，在有的时代印也称为“玺”或“宝”。其还有“封泥”、“图章”、“图记”、“私章”、“小印”等名称。

    印章在西藏的使用和发展

    [3]西藏跟古代中原王朝一样也出现过很多王朝的更制，有强盛的吐蕃王朝；还有分类割据时期的古格王朝都有使用过印章的历史记载。因为印章就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力象征。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移交的时候印章的作用也非常之大。但目前西藏非常缺乏十二世纪之前的印章实物，故而也很少有涉及这一时期有关印章的研究成果。缺乏实物，仅仅依靠零碎的文献资料也难以对此进行客观的研究。

    印章的藏语名称比较丰富。达官贵人使用的印章称“唐喀”，敬语称“噶唐”，集体和单位的公章普遍叫“集唐”，一般普通印章称之为“达唐”、“色唐”，平时印章口语叫“帖子”。

    据古藏文史迹记载，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印章。在西藏古籍文献“白史”中记载吐蕃王松赞干布为了征服西部羊同等地，先将王妹色玛噶尔许配给羊同王里格尼日哈牙，打入内部探听消息。后来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布金木赞芒穷前去联络。王妹色玛噶尔在玛旁湖畔秘密会见并宴请芒穷。临行前，色玛噶尔交给芒穷一“封包盖印”的物件，托他交给王兄松赞干布。大臣芒穷回到拉萨，松赞干布启封看视，封包里装有三十块古松玉。赞布沉思良久，方才明白，“其意系谓若我等敢于进攻里格尼日哈牙，则佩玉。”这大概就是西藏最早使用印章的记载。色玛噶尔盖在封包上的是什么样的印没有说明，可能是古时通常使用的泥质封印。古代文书书信传送过程中大量用封泥印，以防私拆。王妹色玛噶尔给松赞干布信件上所盖的大概也是这种封泥印。[4]这种封泥印因气候各方面原因封泥印的封泥，时间已久，往往自动干裂，甚至脱落，就很难起到保密作用。后来火漆印取代了封泥印。在以往西藏萨迦、扎西伦布寺和罗布林卡等都以火漆印进行封门，防止被盗。直到现在我们仍可看到和使用这种西藏传统的封泥印、火漆印。而且许多火漆印没有文字，只有图案，在西藏博物馆、罗布林卡及布达拉宫现藏有这样的印章。

    “灌顶国师”之印。

    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强大的吐蕃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相当发达，逐步形成了完善的法律、典章制度。吐蕃王朝为了要管理占领地区的广大属部，它把印章作为权力的化身，这就必须以印信作为凭证。这样吐蕃时期已有印章使用的先河。在吐蕃时期官印的使用，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献中得到了证实。当时的一些吐蕃官方发给沙州行政官员的信件，信件末尾都盖有“丹噶尔官印”。除此以外吐蕃时期印章还使用于订约结盟的文书。在少量的盟誓碑文中还留下了印章的不灭记录。公元前８－９世纪在吐蕃王赤德松赞在位的时候在拉萨墨竹贡卡的夏拉康立有两碑，是为藏王赤德松赞与娘?定额增的盟誓碑。碑文内容末尾刻有钤盖印章之事，诸如“誓文封以雍中之印”，“盖印加封，堪布用印，安置之”，“其一副本盖印加封，置于此神龛内”等等。在另一方盟誓碑的末尾也刻有：“为令人知晓计，乃将誓文勒诸石上，四周盖印护持，置于神殿及盟誓文龛之内”。它的形状大小类似于“印章”，特别说明一点它的功能相似与“印章”。[5]在西藏佛教盛行以后，印章也逐渐应用到佛教活动上，西藏现存的“祈祷章”便是这类印章。有刻字的，也有没刻字而只刻图形的。如代表宗教的金刚杵（藏语叫多吉）、海螺等纹样。这些印章工艺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以上所述说明，元朝统治西藏之前藏族先民的上层统治阶级把“印章”作为权力的工具已经使用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及宗教等领域中。但在西藏各种印章的大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