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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鼎盛时期中央治藏政策的推演与完善（1）

发表日期：2022年4月28日共浏览132 次出处：来源：索文清【编辑录入：中华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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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达赖掌政与摄政制的建立

      1751年清王朝平息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后，颁行“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确立了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专主的行政体制。从此，达赖喇嘛登上政治舞台掌管政事，政教合一，和驻藏大臣一起共同领导监督噶厦，杜绝了噶伦等世俗官员“擅权滋事”的可能。

      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是清朝皇帝下旨批准执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的第一位宗教领袖。乾隆皇帝在给西藏僧俗大众的敕渝中说：“持金刚达赖喇嘛为雪域藏地唯一怙主，大皇帝为宏扬佛教和一切众生安宁，如往昔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一样，一切授权于持金刚达赖喇嘛，尔上师、僧众和第巴官员等藏地一切僧俗，若感戴圣恩，虔心尊敬达赖喇嘛，则时时福乐，倘若违之，大皇帝法令严明，汝等务必慎之，须善取舍，永享福乐。”这里，乾隆帝明确指出了今后西藏的一切事务，都须由达赖喇嘛亲自过问，谁若违抗朝令，必受严厉制裁。为了提高达赖喇嘛的权威，乾隆帝还特赐格桑嘉措象征权力的金印一颗，其印文同顺治皇帝赐五世达赖之金印印文一样，授权他全权处理藏事。

      以往，在噶厦政府中，四名噶伦均由俗官担当，排斥僧人。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后，四噶伦中之公班第达，策凌旺扎勒、色玉特色布腾，认真办事，听命朝廷，惟布隆赞一人，年老双目失明，难以复用。四川总督策楞向乾隆皇帝乞奏，可否允其达赖所请，补放一名“通晓黄教”的喇嘛尼玛嘉木灿任噶伦，这样噶伦就由三俗一僧组成，可以直接传达达赖的指令，使僧侣直接参与政权的管理。乾隆帝同意了策楞的奏请，并传谕四噶伦，“今藏内已经平静，噶隆事务不可一人专办，特令总督策楞拣选贤能，仍照旧例，分设噶隆四员，公同办事。尔等当感戴朕恩，尊敬达赖喇嘛，和衷协力，冠勉供职。勿存私意，致生猜疑，勿分彼此，互相瞻顾。遇有紧要事务，禀知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

      七世达赖喇嘛从1751年起总领西藏政教事务达7年，始终不忘与驻藏大臣配合，积极贯彻中央各项政令。他为安辑地方，防准噶尔来犯，曾与驻藏大臣相商，指令噶厦在藏北设卡防兵，为了减轻百姓的差税负担，他还授权噶厦查验了各地僧俗领主的领地，重新颁发封地文书，减免徭役，使西藏“数年以来，甚属安静无事”，人民生活稳定。他还十分关心西藏教育，在拉萨设办僧官学校，不断向噶厦下属之各宗豀派遣僧官，并在布达拉宫脚下建手工作坊，网罗精通雕塑、书法匠员，培训各类人才，为光大西藏佛教文化做出贡献。

      晚年，七世达赖身体多病，引起乾隆皇帝的担忧，他命章嘉呼图克图领在京喇嘛为达赖安康作祈祷，派乾清门侍卫护送两位名医赴藏为达赖治病。尽管名医精心用药，终未能治愈。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初三，七世达赖在布达拉宫圆寂，享年50岁。乾隆皇帝得到奏报，深感痛惜，命驻藏大臣办好达赖的祭奠事宜，同时考虑到西藏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制运行不久，“卫藏不可一日无为首办事之人”，便打算派身边最受尊宠的章嘉呼图克图前往“为首办事”。此时却接到驻藏大臣伍弥泰的奏折，称“噶隆与众堪布共议，迪(第)穆呼图克图熟悉经卷，达赖喇嘛在日曾分外优待，藏内亦皆敬服。请将迪穆呼图克图掌办喇嘛事务。”乾隆皇帝接到奏折经过缜密思考，从其所请，下记曰：“兹达赉(赖)喇嘛圆寂，览噶隆等请将迪穆呼图克图为首之奏，只称请掌办喇嘛等事务，所奏殊属含混。噶隆等颇有擅办喇嘛事务之心，日久恐不免妄擅权柄。是以朕赏迪穆呼图克图诺们罕之号，俾令如达赖喇嘛在日一体掌办喇嘛事务。”同时又密诏驻藏大臣，嘱今后“遇有一切事务，俱照达赖喇嘛在世之例，与迪穆呼图克图商办，毋令噶隆等擅权滋事。”这里，乾隆帝在谕旨中所说的“一体掌办喇嘛事务”，即汉文献所说的暂行“掌管商上事务”，这是乾隆皇帝根据西藏当时的实际政情，为政教合一体制继续有效的推行，所创设的新型摄政制度。“摄政”，藏语称之为“杰曹”，它是指达赖喇嘛圆寂后、转世灵童未寻获及未成年执政前，由皇帝任命有名望的大呼图克图代理掌管西藏政教两权。第穆六世呼图克图德勒嘉措深得乾隆皇帝看重和信任，做了第一任摄政，从此这一制度一直保持近200年，中间有清一代担任摄政者，除第穆德勒嘉措外，延续继位的还有策墨林阿旺楚臣、济咙益西洛桑丹贝贡布、第穆阿旺罗桑图丹晋美嘉措、策墨林阿旺绛贝楚臣、热振阿旺益西楚臣坚赞、夏扎哇·旺曲杰布等十余人。这些大呼图克图出任摄政，都是由皇帝亲自委任，赐予诺们罕名号，与历届驻藏大臣密切合作，在达赖未亲政前执掌着西藏政教大权。他们在抵御外侮、稳定西藏政局和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和弘扬宗教文化方面，都起过突出作用，是任何其他的宗教领袖人物无法替代的。

      第穆六世呼图克图担任摄政前后20年。他组织大众修建七世达赖喇嘛灵塔，后来又协助章嘉呼图克图，与六世班禅一起，成功完成了七世达赖转世灵童的寻找与认定工作。第穆一生勤政廉洁，忠于职守，阐扬黄教，护佑众生。他克服困难，以亲身言行在民众中树立了牢固威信，是一位在藏族历史上有过功绩值得称颂的高僧大德，多次受到清王朝肯定。圆寂后，乾隆皇帝下旨“赏银一千两作法事，并命将御用之松石数珠一串，赏挂其塔上。”六世斑禅晋京朝觐

      清王朝就推行摄政制、命第穆呼图克图执掌商上事务的同时，在后藏也着手积极扶植班禅转世系统。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帝对德高望重的六世班禅进行册封，授予金册金印。金印重208两，上刻满、汉、藏三种文字，印文如同康熙帝赐予五世班禅的金印一样，为“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祗领金册金印，向东方叩谢，又遣专人进京上表谢恩。

      清朝对班禅活佛转世系统的扶植，是它兴黄教、牵制世俗贵族势力，使噶伦不致擅权总政策的一部分。早在顺治、康熙之初，朝廷就有邀请班禅晋京觐见的打算。特别是康熙皇帝多次想邀五世班禅来京，利用蒙古诸部对格鲁派(黄教)的崇信，借以坚定北方蒙古倾心内向、挫败噶尔丹的进犯，由于当时第巴桑杰嘉措从中阻挠，终末成行。到了乾隆晚年，北方新疆、蒙古各处均已承平日久，安抚蒙古之事已经解决，可此时又有新的矛盾出现，即坐床不久的八世达赖年幼，不谙政事，贵族势力时时想趁摄政威力薄弱，独专擅权。积极扶植利用班禅地位和影响，即可遏制贵族势力滋事，又可削弱外敌对西藏的觊觎，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二月，当章嘉呼图克图奏转六世班禅想进京为皇帝祝寿时，乾隆帝立即接受，降旨给驻藏大臣留保住和摄政阿旺楚臣，让他们赴日喀则通知班禅，允其进京，并嘱留保住和众噶伦，将班禅起程时间和路线及时议定奏闻。

      六世班惮进京，是自五世达赖晋京朝觐后百年来未有之盛事，京师和西藏两地都极为重视，乾隆帝事前作了周密部署和安排。为使六世班禅到内地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下旨在热河(承德)仿扎什伦布式样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在北京兴建了香山昭庙。他还责令沿途督抚大员作好迎迓准备，指示内务府等机关细心备办各种赏资礼品和应用的佛像、宗教器物。乾隆帝还决定，特召西部蒙古各部首领、回疆诸部首领、回归吐尔肩扈特首领和西南土司等，届时同来承德避暑山庄会聚，以收“敬一人而千人悦”之效，借助班禅的影响，巩固和提升在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中的地位和威信。

      西藏方面，同样对班禅晋京朝勤反映积极。八世达赖、摄政阿旺楚臣、众噶伦与堪布向朝廷上表谢恩，敬献礼物。摄政指派官员专门负责西藏境内的护送。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十七，班禅一行从日喀则起程，出发后，驻藏大臣、全体噶伦等僧俗官员在羊八井热烈迎送，八世达赖亲自陪同六世班禅走了8天行程，在扎西塘依依惜别。翌年三月，班禅一行到塔尔寺驻锡，随后起程经甘肃、蒙古至岱海，受到专程赶来的皇六子和章嘉呼图克图的迎候，并带来皇帝颁降的敕书和珍贵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