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五世达赖喇嘛时期（17至18世纪）的《十三法典》之后，藏族近代历史上再未重新大规模制定新的法典，而基本以上述《十三法典》为执法依据。

    在藏族社会历史中，除上文提到的几个成文法典外，还有另外一种同样具有强制约束作用的法律形式，即民间俗法。民间俗法保留了血亲复仇、杀人赔命价、神判发誓等部落习惯法中内容，其执法者一般为牧区部落头人或掌管一方的土司等。民间俗法虽未有成文法典的严谨性和权威性，但在一定范围之内却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今青海及康区的一些地区，仍有一些藏族群众习惯于用旧的民间俗法来解决各种民事纠纷。民间俗法同样受到佛教戒律思想的影响。如《果洛旧制中的部落法规》不仅在开篇就提到吐蕃赞普以“十善法”为法制之本的功德，并且在“治理内部法”中有称为“四法”的断讼之准，即毙命赔命价、偷盗加倍还、妄言勒于誓、夺妇付身价。“四法”显然是源于佛教戒律的“四根本戒”。

    通过对藏族法律发展史的简要介绍，可以总结出藏族律法的几个特点，即：①以佛教戒律为立法的指导思想；②吸收民间俗法的内容；③借鉴其他民族法律的形式。其中，受佛教戒律的深刻影响是其不同于其他民族法律的显著特点。归纳起来，藏族法律受戒律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指导思想上，以戒律中的“五戒十善”作为立法的主要依据，用以约束佛家弟子的戒律上升为国家大法的强制形式来制约全体国民的言行和一切社会生产活动，宗教政治化的倾向可见一斑。

    2.在制定方法上，借鉴了戒律“因犯而制”的方法，以案例作为制定法律条文的来源。

    3.在具体内容上，早期的法典如《吐蕃法律二十部》等直接套用了戒律中的“五戒”、“十善”等条文。后期的法典如《十六法典》、《十三法典》等则不再照搬戒律条文，而是将戒律的精神融入了法律的条款中，使法律更适合民情，更有利于统治的需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藏族法律无论在内在指导精神还是外在表现形式上，都受到了佛教戒律的直接影响。借助法律这种强制手段，佛教的行为规范在藏族人民身上打下了更加深刻的烙印。一方面，人们逐渐习惯于以佛教思想的好恶来评判一切，从而形成了慈悲为怀、宽容相待、诚实公正的社会风气，“封山封林、禁猎野生动物”的规定使藏地成为一个生态平衡、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未受人为污染的良好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人们慑于法律的威力，在披着宗教外衣的农奴主阶级的统治之下，只能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而缺乏抗争意识。

    三、藏传佛教戒律对藏族民间风俗文化的影响

    （一）对节日文化的影响

    藏族有许多节日都与佛教有关，其中与佛教戒律有直接关系的有雪顿节。雪顿节是藏族的传统节日之一，在17世纪之前是一种纯宗教节日，源自佛教戒律“夏安居”的规定。遵照佛教戒律，凡比丘、沙弥在夏天雨季期间要进行长净和夏安居活动。出家人一般都足不出户，在家闭门修习，以免踩伤这一时期多出外活动的虫类。夏安居一般始于藏历三月，持续三个月时间，于藏历六月三十日结束。结束夏安居被称为“解制”。解制这一天，出家人纷纷下山，老百姓要以酸奶敬献。这就是雪（酸奶）顿（宴会）节的最初来源。到了17世纪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为了让整个夏安居期间足不出户的僧人们轻松一下，雪顿节又新增添了跳藏戏的内容。许多民间的藏戏班子都来到拉萨轮流献艺，藏戏渗入到雪顿节的初期，是宗教活动与文娱活动结合的开始，范围局限在寺庙内。先以哲蚌寺为活动中心，因此也被称为“哲蚌雪顿”。五世达赖喇嘛从哲蚌寺移居布达拉宫后，每年的雪顿节第一天仍在哲蚌寺演出，第二天到布达拉宫为达赖喇嘛演出。18世纪罗布林卡建成后，成为达赖喇嘛的夏宫，雪顿节的活动又从布达拉宫移至罗布林卡内，并开始允许老百姓入园观看藏戏。从此，雪顿节的活动便更加完整，形成一套固定的节日仪式。今天的雪顿节则加入了文艺汇演、商贸洽谈、物资交易、旅游观赏等项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成为拉萨夏日最隆重的节日。

    后藏日喀则地区扎什伦布寺司莫钦默节（意为大观节）是以跳神、跳藏戏、杂技表演、物资交易等内容为主的夏季盛大节日。在九世班禅时期，这个节日影响很大，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商人也来参加，还举行军队仪仗表演，甚为隆重。这一节日也是来源于戒律“夏安居”结束后的庆祝仪式。实际上，藏地许多寺院在夏季举行的跳神、跳藏戏等活动多与此有关，只是各地因气候、时令不同而举行时间不同罢了。

    放生节也是一个与戒律有关的节日。放生节不像雪顿节只在拉萨一地盛行，而是在各地藏区多有举行，主要源于戒律中的“不杀生”之戒。人们虽然困于高原环境，平时不得不宰杀牛羊以维持生存，但在放生节这一天，预先准备数十头，甚至数百头的牛、羊、马，为它们洒上净水，在耳朵上系上彩绸或布条后放生，从此不再宰杀它们，任其自生自灭，以表达对它们的怜悯赎救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