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戒律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制定上的影响

    （一）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1. 以“十善法”为指导思想

    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但是，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吐蕃建国初期，由于数千年来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藏族各部落依奉原始宗教本教及各自祖先的不同神?，各自为政，战乱频仍，相互残杀的隐患仍未彻底解决，藏地无法长治久安，进而发展经济和文化。建立一种统一的思想成为问题的关键和迫切的需要。当时吐蕃的邻邦如唐王朝、印度、尼泊尔、于阗等正是佛教兴旺，声名远播之际，松赞干布也顺应时代潮流，选择了佛教这一在当时社会最高而最具魅力的意识形态作为统治吐蕃的思想武器。他派遣青年前往印度学佛，创制文字，翻译佛教经典，修建大、小昭寺等寺庙，以法令形式要求臣民们皈依佛教，以佛教的“十善法”作为治国的根本理念和教化人民的方法。

    继松赞干布之后，又经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等几代国王的努力，佛教思想才得以在藏地逐步由宫廷走入民间，占据统治地位。吐蕃国力也得到大大加强，一跃成为称雄中亚的强国。上述三位国王也被尊奉为“三大法王”和“三怙主”，即观世音、文殊菩萨和金刚手菩萨的化身。纵观这几位吐蕃法王的治国方略，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古印度也号称“法王”或“转轮王”的贵霜王朝国王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贵霜王朝是1世纪至3世纪时期的古印度强大的政权，其时正值大乘佛教刚刚兴起。阿育王扶持并借用大乘的佛教思想，创立了一套佛教政治治世法。他除了在都城设立佛教政治施行的总部阿育王僧伽蓝，在各地建造教化中心如来神庙之外，更制定了教化的运作制度，设立有中央及地方各种僧俗官员，共同负责全面推行其政策，这种有组织性的政治教化设施，即是其佛教政治制度化的基础。当时的佛教法师和僧人不仅仅是宗教专职人员，而且是法王政事的重要参与者。他们除了要负责编撰佛教经典、制作佛像、建造塔庙，还要参与策划推行佛教政治的工作。阿育王还专门设立了管理僧官及传教的制度。那么，阿育王是借助什么大乘佛教理论来推行其国政的呢？《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中说：“转轮圣王，以十善道化四天下，恶令受持，离十恶业，行十善道，具足成就名为法王。”《犍陀国王经》中提到佛授阿育王“五戒十善”的事。很显然，阿育王是以“十善法”作为其以佛教治国的根本方法。阿育王不仅自己受持十善戒，行布施，而且也要求其人民“身自持十戒不疑，复教他守十戒，于梦中自护十戒，亦复于梦中面目见十戒”。他的石敕中一再嘱咐其人民不要杀生，不要饮酒作乐，不要批评和破坏别的宗教派别，要供养父母、婆罗门、修行者，甚至奴婢。这些敕令将世俗活动与宗教道德高度融合，成为阿育王所推行的佛教政治的又一大特点。《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中提出了佛教式的司法方法：“欲治彼恶行众生，先起慈心，智慧观察思维五法，然后当治。何等为五？一者依实非不实，二者依时非不时，三者依义非不义，四者依柔软语非粗犷语，五者依慈心非嗔心。”主张废弃“割截手脚眼耳鼻舌”之刑，而应“依于大慈大悲之心，禁闭牢狱，枷锁打缚，种种呵责，夺取资生驱控他方，为令改悔”。这显然是一种将佛教所信仰的理性判断事物的态度作为司法的依据。阿育王当时是否完全依此治世记载不甚清楚，只知他并未真正放弃军事装备，还设有死刑。

    比较吐蕃三代法王与阿育王的治国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惊人的相同之处。虽然未找到确切的记载认定吐蕃国王们是参照印度法王的经验制定自己的治国方针的，但有一点起码可以肯定，即他们都把大乘佛教“十善法”的理论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所有其他的政治举措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