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还可以从入藏将领多达那波给阔端的信中明显看出，此次入藏是为了探清西藏情况，寻觅合适的代表与阔端谈判。阔端最终选定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波（下文简称萨班）。其原因一方面是阔端的确在想方设法寻找一位“具大法力”能威震全藏、统率人心的佛教领袖，想集政教大权于这样一位代言人身上，令其代为统领藏区。萨班学贯五明，且萨迦教派在藏区影响巨大，自然是最佳人选之一；另一方面，阔端需要的是一位将西藏政权拱手让于蒙古统治者，即称臣于蒙古汗国的代表人物，应该说这样的人物不会只有萨班一位人选，问题在于蒙古统治者希望这种臣属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固性，而在这一方面，其他任何教派的领袖人物都不比萨班的条件优越，因为其他教派的“活佛转世”制度决定其宗教领袖是从僧院组织共同体中挑选出来的，具有一种偶然性，他们的继承人在生前也是未知数，而萨班的领袖地位是与生俱来的，其继承人也是法定不变的萨迦本族人，这是由于萨迦派并没有活佛转世一说，向来是血缘传承，宗教和经济权力始终高度集中于一族，这种世代相传的延续性为蒙古汗国统治者提供了可行的施政手段，邀请萨班就极有利于确保西藏长期臣服于蒙古汗国。

　　1244年，阔端再度委派多达那波和杰门入藏。不过，这次没有带上军队，而是带上请柬（召请信）和礼物“邀请”萨班。所谓邀请，无疑是对萨班发出的一道最后通牒。无论愿意与否，都得前往。［12］

　　此时萨班已是63岁的高龄，但他不顾年老体弱毅然决定携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二侄一同迅即前往凉州。是年八思巴10岁，恰那多吉6岁。

　　萨班一行1244年从萨迦启程，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终于在1246年8月抵达凉州。是时恰逢阔端赴和林参加推举贵由即大汗位的忽里勒台去了，未能立时相见。贵由即大汗位后，阔端方于1247年返回凉州，与萨班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揭示了蒙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在萨班到凉州之前，阔端身边已有数位藏族僧人，但因他们不甚精通佛学，在举行祈愿法会时均由也里可温和蒙古萨满教的巫师坐在僧众上首。萨班到后，给曾经听过维吾尔族僧人讲论佛法的阔端再度说佛，其精到深邃而又明白晓畅的讲授，使他对佛教教义更加明了，对佛教更加崇敬，于是下令从今往后在祈愿法会上也里可温和萨满教巫师不能再坐上首，而由萨班坐在僧众之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阔端还在凉州专为萨班修建一座幻化寺（vphrul-pavi- sde），作为驻锡之所。另外，萨班精通五明，深谙医道，据说阔端身患顽疾，久治不愈，最后由萨班治好，继而对萨班倍加崇敬，两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升华。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双方顺利地协商西藏归顺蒙古事宜，一方代表蒙古王室，一方代表西藏地方僧俗势力。双方达成共识之后，由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领袖的公开信，此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13］此信写得风趣生动而又情恳意切，识大体，顾大局，以挽救民族危难为大义，有理有据地逐步陈述利害关系，力劝藏区归顺蒙古而免遭西夏似的民族灭亡之灾。这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开信，是经过萨班长期努力、精心准备和苦心经营才诞生的。它的诞生标志着蒙藏直接的政治联合关系的正式建立，为蒙古统治西藏和西藏后来归顺蒙元中央政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