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规模的抢救工作中,通过考察,发现了近百位活跃在农村、牧区的说唱艺人,藏语称“仲堪”。其中有十多位是在群众中享有盛誉的优秀艺人。他们在说唱前要举行各种仪式,或焚香请神,或对镜而歌,说唱时还要头戴作为道具的帽子,帽子上插有各种羽毛,手拉牛角琴或手摇小铃鼓。1984年8月“雪顿”节期间”,曾在拉萨举办过七省区格萨尔艺人演唱会,与会艺人40多名,其中包括著名艺人扎巴、女艺人玉梅等。       

西藏著名说唱艺人扎巴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格萨尔》事业,于1986年11月去世,在他临终前的几个小时,依然在孜孜不倦他说唱《格萨尔》,他虽然去世了,却给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生前共说唱《格萨尔王传》25部,近60万诗行。600多万字。它相当于25部荷马史诗。相当于15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3部《摩河婆罗多》,如果按字数计算,它相当于5部《红楼梦》,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系统的一套艺人说唱本。它凝聚着扎巴的智慧和艺术天才,是他生命的结晶,它体现了老艺人对祖国对人民,对艺术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是他对祖国、对民族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是新时期《格萨尔》抢救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样重要的成果,不但在我国民族史诗搜集整理的历史上未曾有过,在世界各民族史诗搜集整理的历史上也未曾有过。        

从艺人的类型来讲,有“神授”说、“托梦”说、“圆光”说、“伏藏”说等多种形式。同别的民间艺人不同,《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不承认师徒相承,父子相传。他们认为说唱史诗的本领是无法传授的,也是学不了的。全凭“缘份”,靠“神灵”的启迪。是“诗神”附体。他们认为,一代又一代的说唱艺人的出现,是与格萨尔大王有关系的某个人物的转世。这种观念与藏族传统文化中“灵魂转世”的观念,“活佛转世”的观念是相一致的。       

早在吐蕃王朝时代,《格萨尔王传)这部古老的史诗就传播到喜马拉雅山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人约在十三世纪之后,随着佛教传入蒙族地区,大量藏文经典和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蒙文,《格萨尔王传》也逐渐流传到蒙族地区,成为自成体系的蒙古《格萨尔王传》,称《格斯尔王传》。十四世纪下半叶,即元末明初,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同时也流传到土族、纳西族、裕固族等与藏区接壤的兄弟民族之中。国外介绍和研究《格萨尔为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格萨尔》的部分章节,早已译成英、俄、德、法等多种文字。外国读者了解并开始研究《格萨尔》,是从蒙文本人手的,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在北京刻印了蒙文本《格萨尔》之后,外国学者有机会接触到这一史诗。1776年,俄国旅行家帕拉斯首先在《蒙古历史文献的收集》(圣彼德堡版)一书中介绍了《格萨尔》,论述史诗的演唱形式和与史诗有关的经文,并对主人公格萨尔作了评述。1836年,俄国学者雅科夫·施密德曾用活字版刊印了这个蒙文本,后又译成德文,于1939年在圣波德堡出版。这是最早的关于《格萨尔》的外文出版物。此后,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格萨尔王传》,并陆续有介绍研究的文字问世,如:俄国席夫纳院土在圣彼德堡出版的《鞑靼的英雄史诗》论著中,将鞑靼的英雄史诗与《格萨尔》进行比较,自19世纪末叶,国外开始注意藏文本《格萨尔》,1879年到1885年,印度人达斯先后两次到我国西藏地方,搜集了《格萨尔》等大批藏文资料,其后开始发表关于《格萨尔》的论文。藏文资料的发掘,无疑为国外的研究者拓宽了视野,并由此产生了东西方学派。东方学派(指前苏联、蒙古及东欧各国)中对《格萨尔》研究的佼佼者要首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策·达木丁苏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代表整个东方学派的水平。他的主要代表作是《论(格萨尔)的历史源流》,西方对《格萨尔》的研究要晚于东方,从30年代起步,60年代进入其全盛时期。西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两位法国学者,即亚力山大·达维·尼尔女士和石泰安教授。达维·尼尔曾两次来中国,在四川藏区住过很长时期,其间,在云登喇嘛的帮助下,直接听民间艺人说唱《格萨尔》,并记录整理,同时搜集手抄本和木刻本。回国后,将其搜集的资料整理成格萨尔故事名为《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于1931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该书于1933年被译为英文在伦敦出版。该书的出版使更多的西方人士开始了解、认识《格萨尔王传》。石泰安教授是当代著名的藏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对《格萨尔王传》的主要贡献是:1958年出版的《格萨尔生平的藏族画卷》。1959年出版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格萨尔》史诗及其说唱艺人。可视作西方各国关于《格萨尔》研究的一个总结。        

近年来,国内外的《格萨尔》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一些专家的高度评价。        

总之,《格萨尔》工作这一藏民族乃至全中国的伟大事业正在沿着一条逐渐拓宽、又充满光明的坦途上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