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离河津市40多里的万荣县，古称汾阴。它的西南方有个荣河镇，荣河镇有个庙前村，位于黄河与汾水交汇处的岸边。村北的高崖上，有一座宏丽古祠——后土祠。这座古祠原建于闻名的河中宝岛——睢（应是“月”字旁）上，后因河水暴涨冲淹而几次迁建，最后建于此处。祠里供奉一位女神，人称后土圣母。

后土圣母像
2003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万荣县在后土祠举办“全球华人公祭后土圣母大典”，来自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代表200余人聚集万荣，与万荣各界群众上千人参加了公祭，其中有世界文化总会会长、世界华人协会副会长范光陵，有世界书画家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刘月忠，有香港中威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华工商治理协会副理事长陈春。

睢上崛起一座后土祠

后土祠为什么建在“睢”这个地方呢？
传说，睢上是后土女娲抟黄土造人的圣地，而且这块地方富有灵气，多现祥瑞之兆。
远古时期，神州大地洪水肆虐，不得分流，许多地方变成了汪洋大海，人们无处安生。这时，汾阴睢上出了位英雄名叫钜灵，他神力无比，伸出两臂将华山掰成两半，各甩到一边，大水从中汹涌而过，直通黄河，向东奔流入海。从此，大地上水泻陆出，人们又有了生息之处。钜灵这时满足地坐下休息，钜灵座下形成高阜，如人之臀部，即成了“睢上”。《平阳府志》说，“钜灵坐处”，即指此而言。
由于睢上的钜灵为天下建立了奇功，所以各种祥瑞之气都向此地集结，以报钜灵。这样，睢上就成了钟敏捷秀之地。多年来，这里常有兆示祥瑞的奇特现象出现。《汉书》载：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汾旁有光如绛”。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神 光并现，兴于山谷，烛耀斋宫十余刻，甘露降，神雀集”。此外，“荣光现于河”、“荣光溢河”的记载，也见于《唐书》、《宋史》。为此，在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将宝鼎县改为荣河县。又据史载，宋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睢上四周的一段黄河两次变清，大词家晏殊专门作了《河清颂》献给皇帝。这些都告诉我们：睢上是块风水宝地。后来《荣河县志》就称睢上为“灵坛”。
对于这个“灵坛”，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首先来到这里进行了祭奠，祈求圣母这位土地大神保佑天下平安。志书上把皇帝的这次祭祀活动称作“轩辕扫地而安九土”。所谓“扫地”者，是指祭祀的方式是“扫地为坛”。“扫地坛”如今成了皇帝留在后土祠的一处闻名历史遗迹。
汉文帝提议建庙，汉武帝睢上考察
据《蒲州府志》载，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43年），曾有治庙之议，但最后没有实现。
《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刘彻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到雍州祭祀天帝，事毕说：“今番天帝我亲自祭祀了，可是没有祠庙祭祀后土，这个祭礼便不完备啊！”于是让下边议定此事。专管祭祀的长官便与太史令司马谈、祠官宽舒计议，提出了后土祠应建于泽中园丘的建议并拟定了礼仪。于是汉武帝就到有水有陆的汾阴视察。
汾阴有个叫公孙滂洋的男子，见汾河边有一片绛红色的祥光，就汇报上来。汉武帝认为这个地方的吉兆，便于元鼎四年（前113年）冬十一月，在睢上建了后土祠，且按照既定礼仪，亲自祭拜后土。从此，后土——这位大地上最尊贵的神灵，就有了自己的正式祠庙。
同现代国家为一些伟大人物设立纪念馆一样，这个祠庙也就是汉武帝以当时的形式为后土女娲设立的纪念馆。其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是汉武帝的一大功劳。

汉武帝每3年到后土祠祭祀一次

自元鼎四年冬后土立祠后，汉武帝每3年就要祭祀一次；而立祠至其亡故的后元二年（前87年）有26年，他的祭祀即有八九次。
大约在他快70岁的一个秋天，他又率领群臣，乘坐楼船，浩浩荡荡地到汾阴睢上去祭祀。途中，汉武帝见木落雁南，遂感秋伤老，不禁勾起了对后土圣母的深沉怀念。他欲托后土之福，于晚年时再造辉煌，衷心焦灼，情不自已，便挥毫抒怀，泼墨寄志，写下了千古绝唱《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萧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汉武帝在辞中把后土称为“佳人”，即俊才盛德之士。并形容其才华之奇丽如兰，品德之芳馨若菊，使他不得不念念不忘，遂起驾东行，泛船汾水，前往睢上虔诚祭祀。他在中流激浪、萧鼓棹歌的欢乐中，虽不免有青春不再之哀感，但末尾“奈老何”三字迸发出千钧之力——该如何度好这个老年岁月呢！这里包含着欲在生命快到尽头之时，继承追慕后土之功德，再干一番事业的急切心情，充分表现了这位杰出的封建帝王的忧患意识和倔强性格。这也说明后土精神对他的感召力是怎样的强烈。
汉武帝《秋风辞》碑 现在后土祠内秋风楼上。秋风楼是汉武帝写了千古绝唱《秋风辞》后兴建的，巍峨壮丽。

秋风楼
历代有作为的帝王都祭祀后土
汉武帝在后土祠多次亲临祭祀后土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也都步其后尘，陆续到汾睢祭礼。据史书所载，已录入《荣河县志》者有：
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春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汉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三月，上幸河东，祠后土。
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春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汉成帝永始四年（前29年），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后汉光武建武十八年（42年），三月，进幸蒲坂，祀后土。
唐明皇开元十一年（723年）二月壬子，幸汾阴，祠后土。
唐明皇开元二十年（732年），十一月二十日，祠后土于睢上。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月，辛酉，祠后土。
之后，金、元两代由于建都较远，皇上亲自起驾祭祀多有不便，遂改由朝廷派员到睢上祭拜后土。明清时，为更加方便祭祀，就在京城先后建造天坛和地坛，以祭地神。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先建天地坛，除了祭天，也替代后土祠以祭地。明嘉靖九年（1530年），又在北京北部建方泽坛，即地坛。此后，天地坛改成天坛。从此，天坛祭天，地坛祭地。由此看来，有名的北京天坛实际上源于汾阴后土祠。
这些情况说明，历代皇帝对土地最尊之神后土的祭拜是十分虔诚的。正如《左传》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于戌。”

祭祀后土的最后盛举
帝王们对后土圣母的祭拜活动，发展到宋真宗赵恒时达到了高潮，但也是最后的一次。当时，朝野之间曾为此发生了一场尖锐的争论。
据《河东历史大事记述》和《荣河县志》载，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在河中府1290人的要求下，知府杨举正上书朝廷，哀求皇帝祭祀后土，使满朝官员为之震惊。有个叫孙奭（音是） 的大臣向皇帝上书，摆了8条理由，说皇帝不宜劳民伤财到汾阴睢上祭祀。在此情况下宋真宗举棋不定，未能允许祭祀之请。同年七月，文武官员、老者、道释等3万余人又在京城请愿，要求皇上起驾祭祀，宋真宗未予接见。请愿者又3次上表催行，说这是报答上天的恩赐，祈求更多的幸福；并说这样做既履行了帝王的职责，又符合百姓的愿望。宋真宗斟酌再三，认为如若不去祭祀，仅顾及了他一个人的谦尊之德；而要去了，天下百姓都会享受到祭神祈福的吉祥。两相掂量，以去为对，终于顺应民意，答应次年春到汾阴睢上祭祀后土。随即征调陕西、河东5000士兵到汾阴修筑道路，设置递铺。并具体制定了祭祀活动的议程，安排了其它有关事宜。同时诏令全国不得在通往汾阴的大道上打猎游弋，不得侵占民田。告诉有关人员：预备祭祀之礼宁可隆重而不要简朴，侍奉皇上之事就尽量节约而不要奢华。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正月，宋真宗从京城出发，开始了汾阴之行。二月底到达奉祗宫，辛酉凌晨趋向祭坛。沿途灯火通明，犹如白昼。至坛、登坛各有仪式。祭礼完毕后，返回奉祗宫，改奉祗宫为太宁宫，增修殿堂，设立圣像，大赦天下，赏赐群臣。还在宝鼎设置庆成军，免除当地赋税二年，公布天下大宴三日。又亲安闲穆青殿款待臣僚乡绅，赐赠乡民酒食衣锦。同时还作《汾阴二圣配飨铭》碑文，并亲笔书丹。
这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祭祀后土的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