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介
   晋人善商，山西人经商的历史优久。
      晋商在明代就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到了清代进入鼎胜时期，成为当时中国三大商帮（晋商、徽商、潮商）之首，在当时，晋商富甲天下，毋论商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均称雄一世，声誉空前，“执中国金融之牛耳”。 晋商经营范围很广，商品经营有颜料庄、绸锻庄、茶庄、布庄、盐局、百货等，货币经营有当铺、帐局、钱庄和票号。晋商之所以能够弛骋天下，与他们长期形成的所谓晋商文化有直接关系。
     
一、艰苦创业。山西商人自明代“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足迹几半天下”。至清代，山西商人更是持筹握算，善臆屡中，牵车牛、远服贾，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车辄马迹遍天下。 山西商人不畏千里跋涉之艰难阻险，不畏万里之外乡风、民俗、习性、语言之障碍，不安于本土贫瘠苦寒的生活现状，离亲别子往走四方，为追求功利而积极进取。其志向之高远、胸怀之博大，堪称商界首曲一指的佼佼者。时人赞叹他们甘劳瘁、耐风寒，即使筑城驻兵之处亦建室集资；行营进徼，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机，未肯裹足。
     
二、笃守信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山西商人身入财利场而不污，守信耐劳，谨后重义，被誉为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他们重商誉、以诚信取胜，他们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凡事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力能“通有无、近悦远来”。其处身主业之道与士无异。

三、崇商观念。自明代起，政府改变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社会舆论也有所转变，自古多商人的山西，变化尤为显著。特别是嘉庆、隆庆后， 山西不少地主 越来越热衷于工商业，一些知识分子也违背“圣贤”教导，弃仕而从商。由于省内经商者多，重商之风也随之浓郁起来，形成一个观念，即∶荣光莫过于经商。所以，晋中有∶“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谚语，纵使经商者要栉风沐雨，奔波四方，跋涉万里，常年背井离乡，但当地不少女子并不以为然，甘愿以身相许而受多年分离之苦。平遥、祁县、太谷等以商为生者，在许多村庄里占成年男性之半。忻县、定襄、汾阳、孝义、临汾、侯马、永济等县经商者也为数甚多。故当时山西有以商为本之说。

四、严于管理。晋商健全的组织 、严谨的号规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为其它地方的商人望尘莫及。 各商号或票号对可能发生的陋习劣迹，均有成文规定，如宿娼纳妾、酗酒赌博、吸食鸦片、接眷外出、擅自开店、投机取巧、蓄私放贷、买空卖空、款借亲友、挪有号款、懈怠号事、涣散无为、苟且偷安、等等，均在严禁之列。倘有违者，依规议处，直至开除。号规严格执行。 在用人制度上晋商也有一整套规定。如对学徒的选择，培训及选贤任能、奖惩制度极具特色，经验十分丰富。实施结果，使全号上下努力任事，团结一致，人人勤奋，杜绝了因人用事等弊端，使根基日固。任用分号掌柜，唯贤事举，被选者必须是本号学徒出身，学过业务，头脑清醒，精通本行全部业务，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佼佼者，各具重望。所订的奖惩条例，上下遵守，无人例外。

五、帮团精神。晋商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巩固已获得的商业阵地和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彼此联结起来，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形成 一个纵横连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业集团，世称“山西帮”（或晋帮、西帮）。

除此之外，晋商的诸如善于捕捉商机、善于应变图存、善于与当时政府攀附等一系列因素，与晋商弛骋华夏、名扬四海不无关系。

忆古思今，思绪万千，尽管晋商文化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有许多地方应该摒弃，但也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后人去借鉴和研究。
 （2）晋商性质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3）晋商精神

   一、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