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二站——济阳

　　刘贺一行抵达的第二站便是济阳。济阳位于定陶向西偏南，直线距离116里，不到一天的行程。

　　西汉时济阳属于陈留郡，也归兖州刺史部管辖。汉武帝刘彻曾在这里建有行宫，称“济阳宫”。济阳故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北部，自然条件远不如昌邑和定陶。

　　在如今的河南、山东境内，有许多地名都带有“济”字，如济宁、济南、济阴、济阳、济州、济源、临济等。原来，这些地方当初都在济水河畔。古代中国有“四渎（dú，音独）”之说，“雄不过五岳，美不过四渎”。渎，本意是指具有独立源头并且流向大海的河流。四渎是指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济（济水），它们都是孕育着中华文明的重要河流。唐代把大江称为南渎，大河称为西渎，大淮称为东渎，大济称为北渎。与江、河、淮不同，济水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十分神奇的河流，《禹贡》中有这样的记载：“导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就是说，发源于河南济源王屋山上太乙池的济水（图3），先以地下河的形式向东潜流七十余里，到济渎和龙潭地面涌出，形成珠（济渎）、龙（龙潭）两条河流向东，不出济源境内便交汇成一条河，称为沇水。至温县西北后，第二次潜流地下，穿越黄河而不浑，在荥阳再次神奇浮出地面。济水流经原阳时，南济第三次伏行至定陶，与北济汇合形成巨野泽（也叫大野泽），然后向东北汇聚汶水，流入大海。济水三隐三现，穿越黄河，百折入海，神秘莫测。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黄河下游多次改道南浸，占据了济水的主要河道。因此，曾经显赫一时的济水，变成了黄河入海的支流，其整体面貌在地图上永远消失了。

图3

　　刘贺一行在济阳的表现，《汉书•武五子传》的记载只有九个字：“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长鸣鸡是一种打鸣声音很长的公鸡。很可能是因为刘贺出发太急，忘了让侍从多带几只报晓的公鸡。正巧，听说济阳有一种长鸣鸡，便让侍从去求购。古人作过考证：“长鸣鸡自南诏诸蛮来，形矮而大，鸣声圆长，一鸣半刻（相当于六七分钟），终日啼号不绝。蛮其贵之，一鸡直（值）银一两。”

　　积竹杖，古人解释为：“合竹作杖也。”这种杖的作用很多，可以作为拐杖，也可以作为使节杖，还可以作为兵杖、仪仗等等。使用天然的细竹作杖，强度有限，容易折断。特别是做兵杖时，无论是枪、戟，还是矛、钺，都需要竹杖有较高的强度。因此，出现了使用多根竹子捆绑而成的竹杖，既坚硬又柔韧，称为积竹仗。刘贺在道路上购买积竹杖，很可能就是为了图个新奇，当然，从积极的方面说，也可能是为了将来改进汉代的武备。

　　不可否认，无论是求购长鸣鸡，还是道买积竹仗，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琐事，且玩乐的成分多一些。作为即将当皇帝的刘贺，没有必要在赴京的路途上亲自去办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刘贺的志趣还停留在当一个快活自由的诸侯王，根本没有做好当皇帝、办大事的心理准备。

　　需要一提的是，济阳的西北在历史上曾经是一片黄河泛滥区。《史记•河渠书》记载：“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隄，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即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黄河在距济阳西120余里的酸枣大决口，一下子就冲毁了远在80余里外的白马县的金隄，也叫千里隄。最后汉文帝动用了驻守在东郡的士兵才堵住决口。《史记•河渠书》还记载：“其后四十有余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hú，音葫）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即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129年）黄河在距济阳150余里的瓠子决口，大量洪水注入巨野泽，夺淮水、泗水河道入海。对于这场特大洪灾，汉武帝亲自派人组织抢救了一阵子，但决口仍然无法堵住。“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从此，这一带便成为荒凉的黄河泛滥区。刘贺被废黜后，汉宣帝刘询曾经派山阳郡太守张敞监视刘贺，张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指刘贺）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这就说明靠近黄河泛滥区的济阳，实在荒凉，以致大型的猛禽类动物活动猖獗。

　　为什么刘贺一行必须经过济阳呢？这是因为济阳所在的陈留郡，西南紧靠河南郡。而陈留郡西部的浚仪与济阳相距116里，也是不到一天的行程。浚仪就是现今的开封，这里正好是驰道与郡道交界的地方（图4）。也就是说，刘贺一行从昌邑出发到浚仪，走的是兖州境内的郡道；而到浚仪以后一直向西抵达长安，走的是国家的驰道。按照现在的说法，浚仪是国道与省道的交汇点。

图4

　　西汉时期的驰道，还是秦始皇时代修建的高等级道路。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第二年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修驰道。《汉书•贾山传》说：“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可见，秦驰道已经连通了全国各郡和重要城市。汉代正是在秦代驰道的基础上，整修为6条主要干线。刘贺一行走的是东路干线，即从京城长安一路向东，途经函谷关，穿过雒阳，在济阳的浚仪转向东北，过济阴最后到达临淄。

　　那么，这条驰道的形制是什么样呢？《汉书•贾山传》又说：“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稳）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託足焉。”就是说，驰道的宽度有五十步，每隔三丈必须种一棵树，驰道两边用泥土厚厚地筑起来，再用金椎夯实。如此美丽的道路，使后人不会误入歧途。这真是一条古代横贯中华大地的高速公路！有人曾经对秦驰道的宽度提出质疑，不相信古代的道路竟然达到那么宽。按照记载，驰道的宽度是五十步即300尺，相当于现在的69.3米。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咸阳窑店镇以及淳化、旬邑、黄陵、富县、甘泉等地陆续发现的秦代古道，路面宽度均在50至60米，足以证明史书上的记载是准确的。这样，刘贺一行从浚仪驶上驰道，路况好，驿站齐，速度快，大大缩短了前行的时间。

　　四、必经地——雒阳

　　刘贺的车队经过雒阳，虽然在史书上没有留下特殊的记载，但雒阳无疑是必经之地。从济阳到雒阳直线距离大约420里，为两天左右的行程。

　　为什么说刘贺赴长安必经雒阳呢？这是因为：

　　第一，雒阳是我国最早的南北交通要道。雒阳，又称豫州，今称洛阳。它位于黄河中游，因地处雒河之北而得名。雒阳境内河渠密布，分属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水上交通发达。西周初期，中原地区开始兴建全国最早的公路网，雒阳是中心点，驰道驿路，其直如矢，无远不达，仅雒阳城内就有驿站36亭。据说秦始皇修建纵贯东西的驰道时，利用的就是当初各国已经建好的道路，然后在统一的标准下连接起来。直到汉代，雒阳仍然是全国交通网的中心。因此，刘贺一行走东西驰道，必然要经过雒阳。

　　第二，雒阳是汉代的政治副中心。西汉时雒阳是仅次于长安的重要城市，属于河南郡，它与长安城一样，均归司隶部管辖，即雒阳直属朝廷管辖。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春，已经称帝的刘邦来到雒阳的南宫置酒宴宾，发出胜利后的感慨：“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餽，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见《史记•高祖本记》）刘邦本想仿效东周，定都雒阳。因为周平王以下共23代王，历时515年，皆以雒阳为首都。而且刘邦手下人的家乡多在关东，他们不愿意到较远的关中地区。但娄敬、张良进谏，说刘邦取得天下的方式与周朝完全不同，且雒阳在军事上也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因此不如定都长安。于是，刘邦毅然离开雒阳，西都长安。尽管如此，雒阳仍然是汉代的政治副中心，被称为东都，西汉的历任皇帝经常到这里巡幸、办公、休养。到光武帝刘秀时，正式把国都从西都长安迁到东都雒阳，从此历史进入了东汉时期。

　　第三，雒阳是经济上的富庶之地。当时雒阳人口众多，有“户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如果以一户6口计算，全城达到31.7万人，属于当时的特大城市。《汉书•地理志》说这里“其利林、漆、丝、枲（xǐ,音洗，指麻）；……畜宜六擾（指马、牛、羊、豖、犬、鸡），其谷宜五种（指黍、稷、菽、稻、麦）。”农业、工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很繁荣，朝廷在这里设有工官和铁官。而同时设工官和铁官的城市全国仅有二三处。由于水陆交通的便利，作为“天下冲厄”的雒阳，是重要的粮仓和武器库。特别是东南一带盛产的粮食，都要通过狼汤渠和汴渠运至雒阳，大量屯积在荥阳的敖仓。楚汉战争时，刘邦“屯巩、洛以拒楚”，郦食其献策：“夫敖仓，天下传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刘邦听取了郦食其的建议，“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第四，雒阳有厚重的历史文化。雒阳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古代帝喾、唐尧、虞舜、夏禹等神话，多传于此。武王伐纣时，八百诸侯会孟津；周公辅政时，迁九鼎于洛邑。雒阳自古人杰地灵，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就在雒阳老城以东12公里处，为中国第一古刹，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著名史学家兼文学家班固在这里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著名科学家张衡在这里创造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东汉时期以雒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可以直驰地中海东岸，明驼宛马，络绎不绝。

　　雒阳正好位于从昌邑国到长安城的中间点。经过长途跋涉，刘贺一行有可能从这里暂时离开驰道驿站，在雒阳城内的南宫作简单休整后，再回到驰道向长安进发。可惜历史上没有留下确切的文字记载。

作者：王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