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春夏之交，汉昭帝驾崩，因无子嗣，19岁的昌邑王刘贺应诏赴京典丧，准备接替帝位。从昌邑国到长安城，几乎纵贯国土的东方和西方，直线距离达到汉代的1600里，穿越了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道路最顺畅、历史文化积淀最厚重的中原地区。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依据《汉书•武五子传》中记载的若干地点，循着刘贺曾经走过的道路，探寻当年沿途的山水风光，领略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风土人情,对于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以及刘贺的性格特点，很有意义。

　　一、出发地——昌邑国

　　刘贺是在昌邑国的王宫里接到朝廷发出的玺书的，第二天中午便踏上赴京的征途，因此，昌邑国便是刘贺一行的出发地。

　　昌邑国位于如今山东省的西南部，汉初时属于山阳郡，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汉武帝立刘髆（bó,音搏）为昌邑王，所封之地山阳郡随之改为昌邑国，直到元平元年第二代昌邑王刘贺被废,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昌邑国除，又恢复为山阳郡。这样算起来，昌邑国的地名只存在了24年左右。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分封诸侯制，实行郡县制，全国划分为四十八郡。到西汉时，既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又在部分地域恢复了分封诸侯制：一部分郡县直属朝廷，另一部分属于诸侯王国，形成了郡—国并行的格局。当时，全国共有郡、国最多时达到103个。为了便于管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设部刺史，除近畿七郡外，把近百个郡、国划分为13部，每部设一刺史，进行监察管理。山阳郡即后来的昌邑国，就属于兖（yǎn,音衍）州刺史部。

　　汉武帝为什么要把刘髆分封到山阳郡当昌邑王呢？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说，“山阳郡，户十七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万一千二百八十八。县二十三。”又说“河（指黄河）东曰兖州：其山曰岱，薮曰泰壄，其川曰河、泲（指济水），浸曰盧、潍；其利蒲、鱼；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指马、牛、羊、豖、犬、鸡），谷宜四种（指黍、稷、稻、麦）。”由于昌邑国处在一个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桑麻遍野、五谷丰登的地区，因此就成了当时的经济都会，商业贸易相当发达，北方的牛马牲畜，南方的丝茶竹器，东方的鱼盐海产，西方的皮革毛料，都在昌邑国交易。此外，昌邑国盛产漆器，还有冶铁业和专门管理冶铁的铁官，是全国49处从事铁器生产的官办工业之一。据《汉书》记载，当时在昌邑从事冶铁生产的工役就有280人之多。其实，昌邑国及周边并没有铁矿，冶铁的原料都是从其他地区转运而来，这更加说明昌邑国交通发达，交易活跃。从海昏侯墓出土的标有“昌邑”字样的大量漆器、青铜器、竹木器，以及玉器、铁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二，这里是儒家文化和文明礼仪之乡。汉武帝把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倡导文明礼仪作为治国方略。昌邑国位于齐鲁大地，是孔子、孟子的故乡。《汉书•地理志》说这里“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蓄）藏。”汉武帝有6个儿子，除了太子刘据、少子刘弗陵外，二子、三子、四子同时册封，即刘闳封为齐王，刘旦封为燕王，刘胥封为广陵王。可惜齐王刘闳很快就去世了，而对一直觊觎着皇帝位置的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汉武帝又不放心。在这种情况下，封第五子刘髆为昌邑王，目的就是让他在孔孟之乡深入学习儒学文化，以后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治国理政。随同刘贺赴长安的郞中令龚遂、中尉王吉、老师王式，都是当地最著名的大儒，其中王吉还是研究《齐论语》的领衔大师。

　　其三，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昌邑及附近藏龙卧虎，孕育出许多旷世枭雄。秦末农民战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距昌邑只有五六百里。当时，刘邦在沛县、彭越在巨野、秦嘉在东海纷纷响应，都距昌邑不远（图1）。其实，项羽的故乡临淮下相，也离昌邑不远。特别是刘邦与项羽联合作战的第一仗，就是攻打昌邑境内的胡陵、方与。后来“楚汉之争”时，刘、项两军又多次在这里交战（图2）。汉景帝三年发生的“七国之乱”，平叛之战也是发生在这里。据说，汉高祖刘邦分封诸侯时有一条重要原则，就从军事上考虑“地犬牙相制，所谓磐石之宗也”，从而使“天下服其强”。（见《汉书•文帝纪》）也就是说，让郡县与诸侯国的地盘犬牙交错，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图1

图2

　　需要指出的是，同属兖州刺史部的泰山郡，就在昌邑国的北面。泰山不仅是历史上的名山，而且是历代帝王仰天功之巍巍而封禅祭祀的地方，是受命于天、定鼎中原的象征。从昌邑到泰山直线距离仅300余里。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三月，汉武帝“还幸泰山，修封”。（见《汉书•武帝纪》）昌邑王刘髆带着儿子刘贺陪同登山，参加盛大的封禅大典。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汉武帝曾经前后六次到泰山封禅，这是他最后一次登临泰山。在这次封禅大典上，刘贺不仅见到了已经古稀之年的祖父汉武帝，还认识了后来决定他命运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这是他与朝廷的最早接触。

　　二、第一站——定陶

　　《汉书•武五子传》记载了昌邑王刘贺接到玺书后，立即出发，很快到达第一站——定陶的过程：“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郞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郞谒者五十余人。”

　　定陶位于昌邑古城的正西，是济阴郡所属的重镇，与昌邑国同属兖州刺史部。刘贺的车队到定陶，必须过荷泽，跨泗水。泗水古时也叫荷水，上游通泲水，下游通泗水，最后汇入淮河，流入黄海。因此，这里水陆交通都十分便利。

　　定陶古称陶，又名陶丘，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这里渔猎耕种，繁衍生息。自春秋至西汉800多年间，一直是中原地区的水陆交通中心和全国性经济都会，享有"天下之中"的美誉。

　　这里有三个时间概念必须弄清：其一，“夜漏未尽一刻”。有人认为是午夜，说刘贺三更半夜接到玺书。其实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黄昏后。因为古代计时用的刻漏分为日漏和夜漏两种，白天用日漏计时，夜间用夜漏计时。由于春夏秋冬昼夜时长不等，因此日漏与夜漏的计时长度也不同。“夜漏未尽一刻”，是指这一天使用夜漏计时还不到一刻的时候。古代一天100刻，一刻为现今的14.4分钟。这时，太阳早已落下，天色黑暗下来，需要“以火发书”。其二，“日中”。汉代实行十二时辰制，分别命名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其中的日中也就是后来的午时，相当于现在的11～13时。其三，“晡时”。也就是后来的申时，相当于现在的15～17时。从日中到晡时是两个时辰，相当于4个小时左右。

　　还有一个数字概念也必须弄清，即“行百三十五里”。《汉书•食货志》说：“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畮百为夫，夫三为屋， 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据此，汉代的一里应为300步，1800尺。以一尺23.1厘米计算，一里应为415.8米。如此算起来，两个时辰“行百三十五里”，合现在的56.1公里，即112.2里，折算每小时大约奔跑28里左右。刘贺所乘车辆的行进速度，甚至超过了马匹的驰骋速度，以至于“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

　　从急于上路的时间上看，年轻的刘贺处事不够稳重，遇到大事显得过于急躁、草率，缺乏细致周到的谋划。这与他后来当27天皇帝时，派遣的“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的性格特征是一致的。

　　刘贺一行赴京城长安，出发时一共带去多少人呢？在定陶由于“马死相望于道”，经龚遂劝谏，刘贺在第一站就遣回了50余人。后来刘贺当皇帝被废黜时，大将军霍光以“陷王于恶”为名，诛杀昌邑侍从200余人。因此刘贺一行出发时的队伍大约在250人以上，可谓车辚辚，马萧萧，浩浩荡荡。这就预示着刘贺进京以后，打算使用昌邑国自己的人管理朝政，完全抛开前朝老臣。这种不顾大局的用人之道，犯了封建官场的大忌。值得一提的是，刘贺的部下中尉王吉在启程前曾经“奏书戒王”，让他“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而对大将军霍光“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对于这样有见地的劝诫，刘贺根本听不进去，充分暴露了他年轻气盛、自以为是的性格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