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清廷先后用87年时间,在河北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和12座融合我国各民族建筑风格的寺庙。其中普宁寺等8座寺庙由朝廷的理藩院管辖,又因都处于京城的古北口之外,故俗称“外八庙”。继康熙四十二年(1/03年)避暑山庄开始兴建,10年之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又开始了对外八庙的兴建。这是清朝统治者在深刻研究我国历史、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后,针对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采取“以儒治国,以教治心”政策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康乾二帝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过元朝帝国和明代之后,清朝统治者充分看到了中国北疆的蒙古对他们的重要性。清初,藏传佛教深为我国北部广大地区的藏、蒙古等民族所信仰,佛经教义在人们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喇嘛教的上层人物在政治上牢牢把持着地方政权,在经济上聚揽着大量财富,在文化上掌管着经堂寺院,势力十分强大。清朝政府对蒙古、西藏民族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习俗为治”的方针,“兴黄教”以顺应其民族习俗,进而达到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的目的。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皇帝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召见了率领万余之众、翻越阿尔泰山、从额尔齐斯河流域归来的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策凌、策凌巴什和策凌孟克,并分别为他们册封王位和爵位;同年十月又在这里接见了来自厄鲁特蒙古辉特部的台吉阿睦尔撒纳;一年后为庆祝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割据势力的胜利,乾隆皇帝冒着十一月的寒风,骑马专程从北京赶至!J承德,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大宴厄鲁特蒙方4部的上层贵族,封王授爵。此举在我国北部、东北及西北各少数民族首领中产生了很大震动,他们纷纷到承德谒见皇帝。　　　

    继乾隆二十年建普宁寺后,乾隆二十三年(17560008年),准噶尔部所属达什达瓦族总管布林向乾隆皇帝提出“情愿内迁,承受恩泽”的请求得允,于翌年率部众176余人迁居承德。清政府按其宗教信仰在他们的住地附近,仿新疆伊犁河北岸的固尔扎庙规制修建了“安远庙”(外八庙之一)。　　

    　乾隆三十一年(6年),清廷考虑到已为厄鲁特蒙古和迁到承德的达什达瓦分别建造了普宁寺和安远庙,也应为新归附的哈萨克、布鲁特建庙,以为其提供宗教及习俗活动场所,按蒙古宗教首领章嘉活佛提示的宗教意图建造了普乐寺。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是乾隆皇帝的60大寿之年,第二年又是皇太后钮钴禄氏80寿辰之年,西藏、青海、新疆、蒙古等地的王公首领均要求赴避暑山庄祝寿,清廷遂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开工建普陀宗乘之庙(外八庙之一)。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竣工之时,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率众15万人从伏尔加河流域返归祖国,到承德谒见皇帝〗于是,乾隆皇帝亲撰《土尔扈特合部归1衙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以满、汉、蒙古、藏4种文字镌刻于两块巨大石碑立于庙内。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藏族政教首领班禅额尔德尼六世从西藏赶到承德参加皇帝70岁寿诞庆典。乾隆皇帝为此决定仿班禅在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规制,在避暑山庄以北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外八庙之一)。　　

    环绕在山庄周围的12座寺庙,倚山就势,朝向象征紫禁城的避暑山庄。作为清帝的御用寺庙,从选址、布局到规制,均需皇帝钦定;题额、匾联、碑文也均为皇帝以满、汉、蒙古、藏4种文字亲自撰写。　　

    建造这些庙宇耗费了大量财力(人力、物力不计)。据内务府记载:须弥福寿之庙妙高庄严殿、吉祥法喜殿铜瓦两次鎏金,使用头等金叶15429.854两,加上普陀宗乘之庙万法归一殿、权衡三界殿、慈航普渡殿两次铜瓦鎏金,使用头等金叶13934.654两,共耗黄金29364.508两——这只是几个殿的铜瓦鎏金所花费的数目,而建造整座普陀宗乘之庙所调拨的1936378.05两白银,相当于承德府(包括平泉州、滦平县、丰宁县、建昌县、朝阳县、赤峰县)近49年的地租税。这些寺庙建成后,据不完全统计,一年的“香灯”、“笤帚”等费用折合白银3勺73.18两,“喇嘛饷银”21835.764两,“喇嘛饷米”75.988万斤,当时承德1州5县一年的税银仅够维持外八庙喇嘛的日常生活。可见这些寺庙在清廷治政上的地位和重要性。　　

    外八庙成为清代民族政策实施进程中的一座座里程碑,在清廷成功构建四海普宁的和谐社会、创造“康乾盛世”的进程中,生动、形象地反射出深邃的政治文化内涵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之光。 承德为北京奥运筑牢“绿色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