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六十多年前，走进过太谷曹家的一位现代知识女性的亲笔记录。北京大学蒋校长印象中的太谷，写了八个字：“丛楼耸翠，垣宇蔽天。”然而，这丛楼耸翠，垣宇蔽天的豪宅却使这位现代知识女性不由得不想到“永巷”。什么是永巷？永巷最早在汉代是指皇宫中幽禁嫔妃和宫女的地方，后来指皇宫中嫔妃的住所，最后引申为深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四首》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樱花永巷垂杨岸。”陈衡哲自己正是从这样一座封建的老宅中挣脱出来的新女性，所以走在这高墙窄院中，联想到了幽禁女性的永巷。也正是在陈衡哲这样的新人心中涌动的新思潮，造成了晋商日渐衰落的时代背景。

这座曹家大院是晋商巨富山西太谷北洸曹氏家族“福、禄、寿、喜”四个大院中惟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寿”字院。这座大院座北朝南，北、东、南三面临街，西面原来是一座树影婆娑，鸟语花香的曹家花园，如今早已荡然无存。

清朝乾隆年间，是曹家商业经营发展的鼎盛时期，经营行业从钱庄、典当、酿造到饮食、皮革、百货等等包罗万象，经营范围从关外七厅，扩张到关内各省，六百四十多家商号遍布大江南北，并延伸到了欧洲的俄罗斯。到了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曹家已经拥有一千二百多万两白银的雄厚资产，三万七千多雇员的商号。

清朝嘉庆初年，第十七代曹兆远给自己的七个儿子各起了一个堂名，长子是“吉庆堂”，次子是“罄宜堂”，三子是“世和堂”，四子是“流青堂”，五子是“德善堂”，六子是“双合堂”，七子是“五桂堂”。每个堂给白银十万两，共同组建了“曹七合”，总管曹家所有的大小商号。几年以后，曹兆远将三子“世和堂”过继给了自己的兄弟曹兆鹏，“曹七合”少了一堂，就改名叫“六德公”。

在其后的岁月里,第十七代曹兆远的七子中，只有第五个儿子曹士义的“德善堂”一支独秀，然而第十八代的曹士义虽然妻妾成群，却没有儿子，从大哥曹士清一门中过继了一个儿子曹凤翔，即太谷北洸曹氏第十九代，曹凤翔有三个儿子，于是一个儿子一堂，又添三堂：承德堂、承善堂、承业堂。这三堂合称“三多堂”，“三多”即多福，多寿，多子。又许多年过去，三多堂这一支日渐兴隆，到了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曹家其他各支相继衰落，而三多堂一支在各地开设的独资或者合资的商号400余家，占曹家总商号的三分之二，资金达到600余万两白银，占曹家总资金的二分之一。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在他的文章中谈到晋商的住宅时说：“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晋商’和‘徽商’的故乡，住宅都是极其封闭的。那儿土地瘠薄，人们被迫出外谋生，渐渐积了些财富。但他们仍旧逃脱不了封建农业社会的羁绊，无论是族训还是行规，都禁止他们携带家眷，又禁止他们在外面纳妾。于是积蓄的财富大量流回故土，可买的薄田又不多，只好起造住宅。它们围着高高的死墙，外表森严可怖，内部却精雕细刻，流露出炫耀的拜金主义审美观。”

三多堂正面开有两个大门。太谷城乡昔日的富户修建楼宅大院，一般也开设两个大门，多是一个拱形，走人，一个距形，走车、走轿。而三多堂两座正门都是拱形，并不分走人走车走轿。30米长的廊檐斗拱，12根大红漆木柱支撑，雕梁画栋把两座大门罩在其中，每逢喜庆的日子，一盏盏大红宫灯高悬其间，一派喜气洋洋。

走进大门，就是当年的正门院，正门院与主院相对。南房过去是中药房，收购珍贵药材，为曹家上上下下一家老小看病、配药，也对外营业，服务氏族宗亲，同乡邻里。东西两厢为三多堂总号的账房，所以这个院子也叫作账房院。三多堂商业经营鼎盛的时候，这里控制着全国、甚至海外的400多座商号几千万两白银的流水。

穿过这座院子，是一条横贯东西的甬道，甬道长66米，宽近5米，用石条铺砌而成，这条甬道将三多堂大院一分为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甬道南面是外宅，分别为账房院，厨房院，书房，小戏台院，正门院，东门院。甬道北面是内宅，是三多堂大院的主体建筑，由东西并列，各自独立，又互相连属的三座穿堂深宅楼院组成。

这条把三多堂内宅和外宅一分为二的甬道，表现了封建社会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生活现实。宋代司马光在他的《居家杂仪》里就规定：“令仆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入中门。妇女婢妾无故不得出中门。只令铃下小童通传内外。”他的《涑水家仪》写道：“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掩其面。”在这样的深宅之中，客厅一般都设在外院，男客来，主人在外院接待，能进内宅的外人很少。陈衡哲女士谈到的“内房也任人参观”已是近代的事了。对于这种内外宅划分如此明确的建筑格局，陈志华教授认为：“固然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功能，更重要的却是为了对付妇女，维护‘家声’。……当年的妇女，即使在主院里也不是自由的。能进主院的外人很少，偶然来一两位亲近的男客，也只能到前堂。这时候妇女必须回避到后堂而不能碰面。”“失节事极大，就因为它不是妇女个人的事，而是宗族的事，关系到封建家长制的父权基础。”

在甬道的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大门。东边的大门是拱形大门，人们习惯称之为“吉利门”，开门出去就是东街。这座门常年紧闭，只有闺女回娘家，车轿从这座门进三多堂，而不用经过外宅。还有曹家发丧也走这座大门。再有就是嫁丫环的时候，丫环的花轿也走这座门。到了1920年，曹家有了小汽车以后，走东门，比走正门方便，曹家将东门改口叫作“小汽车门”。

曹家在外经商，与大千世界接触，打破了家乡封闭、落后的生活环境，他们开当地风气之先，不光在大院里安了电灯电话，到了1920年，三多堂的曹师宪从天津买了一辆美国制造的小汽车，并雇有司机一人。据说当时作为山西督军的阎锡山得知后分外眼红，曹家也乐得顺水人情，便借给阎锡山使用，直到破损后又送还曹家。1938年日军侵占太谷后，武装包围三多堂，将财物抢劫一空，这辆汽车也被抢走了。

在这条石条铺成的甬道上，依稀地可以辨认出车辙的印迹，想想三百多年间的车来车往，如今空落落一条空巷好寂寞，不由得让人感慨潮起潮落，世事的变迁。

甬道的另一端是西门，西门是个距形门，门比东门小，直通花园，现在花园没有了，也不临街，所以终日关着。门上也有一个门楼，是神祖阁，供奉着祖先的画像。整整齐齐地陈列着：推车，砂锅，打狗棍，扁担，石磨，豆腐筐六件起家时用过的物品，桌上摆放着香炉、长香、油灯、烛台。每逢春秋两季，曹家长辈率领儿孙和一些商号的掌柜、伙计开阁祭祖。仪式过后，由东家和掌柜一起动手磨豆腐，铭记祖先创业的艰辛，教育后辈子孙承继祖业，发奋图强。在神祖阁的门楼上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推车扁担开创三泰商号。”下联是：“三泰商号经营推车扁担。”横批：“饮水思源。”旧日的三多堂，每夜十点，第一声炮响，随即内外各院门户紧紧关闭。午夜十二点，第二声炮响，堡门上锁，即使有曹姓子弟被关在了门外，没有掌门人放话，大门天亮之前绝不会再开，也只有去找个方便的地方过夜熬到天亮再说了。

甬道南面的外院除了正门院，也就是账房院，还有西门院，当年，三多堂的正门常年关闭，西门才是日常出入的通道。西门前有上马石，为开放式的三合院，南房为门卫居住，五间东房大概住着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家丁。

戏台院为四合院，据戏剧史专家考证，这座家庭戏台院是目前山西民居中仅存的两座家庭戏台院之一，另一座在太谷县城孔祥熙宅院里。

这座小戏台平日很少使用，即使曹家婚嫁、生日、满月这样大喜的日子，也都是在三多堂里选一处宽敞院落另搭戏台。而这座戏台院只有曹家主人在招待社会名流达官贵人时，才会请名角在这座袖珍的小戏台上演唱。

小戏台唱戏的时候，院中支起雪白的棚布，摆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备好茶水、各色干鲜水果、糖果点心，宾主边看，边聊。

有俗话说：商路即戏路。曹家为联络情感，团结地方势力，各地的商号每年都在当地关帝庙里举办商会戏，大唱三天。曹家每逢年节更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有名的戏班子，远涉千里，巡回演出，以安慰远离家乡的掌柜伙计们的离愁别绪。

这座戏台院没有戏的日子多，唱戏的日子少。平时这座院子是三多堂子弟的书房院。三多堂的子弟就在这里接受文化教育，教师多是请那些从大商号退下来的大掌柜担任。曹氏子弟所学功课主要有四门，一是背书，二是写仿，三是珠算，四学写书信。1934年现代教育家蒋梦麟应曹家主人邀请到三多堂做客，在三多堂的大事记，还记着那一年在楼宅院宴请蒋梦麟。在后来蒋梦麟的记述里写道：曹家故步自封，子弟又不接受新教育，也是导致曹家没落的一个原因。

我们从楼宅顶上的平台俯瞰整个三多堂就可以看到，一条东西向的甬道将整个建筑群分为内院与外院两个部分，南北向又有三座由前中后三个院落串联而成的楼宅院，另又两座并列其中的偏院，同样也自成体系。这三座相连的楼宅大院和两处偏院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东院是曹家四门流青堂所建，中院是曹家五门三多堂所建，西院是曹家七门五桂堂所建。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四门和七门的后人将这两处院子卖给了三多堂，又经过了三多堂几次的彩绘修缮，才成为今天三多堂的格局。有趣的是，这三座楼宅大院虽然出自不同主人之手，但结构布局却是如出一辙，可见曹氏一族族人的审美趣味与伦理价值完全相同。这三座楼宅大院是由倒座楼、前院、过厅、后院、主楼、偏院组成。平面布局为并列的三座二进四合院和二进四联环套院，东西院的东墙辟有垂花门与偏院相通。它打破了一般富商传统建造民居住宅的风尚和建筑格局，即二进四合院为“外三里五”，即外院三间架，里院五间架的格局，而三多堂的里外院都五间架，两厢各有房舍5间。院庭十分宽阔，屋檐梁椽等木结构上饰有彩绘，屋脊保留完好的砖雕莲子垂花、如意垂花和勾莲万字、寿字、喜字。透过大厅向里院看去，主楼底层基座隐现，更感等级森严，体现了曹家财大气粗，家大业大的官商气魄。建楼的当年，正是曹家处在鼎盛时期，可以多多少少看到山西富商巨贾的面貌。厅堂是传统住宅建筑中规格较高的建筑，所以明清两代的过厅厅堂是传统宅院建筑中规格最严格厅式最讲究的建筑。明清两代，对厅堂不同结构的等级有明确的规定，在明史中就有记载：“庶民庐舍不逾三间五架，禁用斗拱彩色。”“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曹家西大院的厅堂是五间八架，而东大院的厅堂则是五间九架，但是昔日那些做工精致的格扇门和槛窗都已不知去向，如今只留下一根根斑剥寂寞的立柱相对无言，平添多少沧桑之感。

西大院的这座厅堂，厅长16米，宽13米，高8米。从外面我们可以看到一扇扇做工精致的格扇门将厅堂密闭起来，厅内方砖漫地，大梁滚金。房顶上的12根横梁中最粗的4根用金粉做底，再绘彩画，画的是凤凰戏牡丹。曹家不惜代价，雕梁画柱，堆金沥粉，斗拱飞檐，装饰十分考究，可见当年的富有和铺张。可惜的是，这些彩绘在1938年日军抢劫三多堂时，连厅堂大梁上的金粉也用刺刀一点一点地刮走。现在从大梁上那一闪一闪的金光中还依稀能看到曹家昔日的影子。

这座厅堂除了议事外，请客时宴席就摆在这里。当年宴请蒋梦麟和陈衡哲是不是就在这间厅堂里呢？是不是就在这间厅堂里，这些中国最早受过了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看穿了这数百年的商业望族最后必然没落的命运呢？

穿过大厅进入里院，三层明楼凌空而起，东、中、西三座楼宅大院的主楼连在一起，长66米，宽8米，高17米，底层墙厚近两米，在三四百年前，建筑如此高大宏伟的民居，实不多见。楼的地基坚实，全部用木桩打进地层，然后再用砖灰土混合灌铸，地面加砌近两米高的石条缠腰才开始砌墙。主楼的窗户为斗拱形，墙体厚度逐层递减，有效地减缓了墙体的自身重量，有很强的抗震保暖功能。

主楼门前，有九级台阶。西楼宅院主楼的台阶两旁有花岗岩浮雕的护栏，石栏上面有雕刻精美的小狮子。每侧石栏上有4只，两侧加起来共有8只，再加上下面这一边一只的卧狮，一共有10只。4只，8只，10只，这些数字都是寓意着事事如意，时时发财。护栏上的图案还有浅浮雕戏曲故事和种种吉祥图案，像牡丹花和白头翁，寓意富贵白头，松鼠戏葡萄，寓意多子多男，一蔓干枝缠枝莲，寓意财源滚滚，腰缠万贯，蝴蝶菊花，寓意长命百岁，还有琴棋书画，丹凤朝阳，喜相逢，金玉满堂，麒麟送子等吉祥图案，祈愿宅主人富贵吉祥，万事如意。就是这扇主楼的大门，铁皮包裹，上面布满了一个个的铁钉，这些铁钉也要组成五蝠捧寿的图案，蝠即福的谐音，寓意着福如东海。

三多堂大院有两个偏院，即东院和西院，其结构布局均是正楼两层，楼门用铁钉铆着，前后院各有东厢房5间，为内宅女佣居住。偏院男人是不随便出入的禁地。东偏院的正楼里为祭楼院，摆放先辈牌位。西偏院里的二层楼为绣楼。专为曹家的小姐出嫁前居住。三多堂的“三多”为多福、多寿、多子，在封建社会“多子”特指为多男。在曹家，男孩子可以接受家塾的教育，如果是女子，命运则大不相同。在绣楼的扶栏墙上，保存着比较完整的砖雕，图案有獾子头朝天，喜鹊头朝地，喜鹊登梅，六合同春，鹭鸶戏莲，松鼠戏葡萄，凤凰戏牡丹，安存百合，竹报平安，马上升级，无一幅图案重复。这些图案几乎写尽人生的吉祥如意，但是住在这楼上的人，是否如意呢？

绣楼夹在西主楼的中主楼之间，而且后缩数尺，明显是低楼后退，明显地表现出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思想。意思是指女子不能出人头地，在封建大家族里，遵循纲常礼教，年幼的小姐依照家训，13岁时便被送上绣楼上，学做女红。

当地有民谣这样说：13上楼，14嫁，15生个毛娃娃。直到小姐出嫁时，才能离开绣楼，坐上花轿，在一片喜洋洋的鼓乐声里，穿红戴花，蒙着大红的盖头，送到婆家去。

六十多年前那位留学归来的陈女士看过了曹家以后，在回太原的路上对同车的朋友说：“这种大家族真有点可怕，都会中的大家族哪能和它相比？有天才的人在都会的家族中，尚有出头的希望，犹之一枝根蒂坚固的花草，尚能在石隙之中透芽发苞一样。但这样的家庭却是钢筋混凝土，任何坚固的花草，也休想找得出一隙一缝来，作为它发芽的门洞。”同车有一位朋友问她：“假如你生在这混凝土的下面，将怎样呢？”她说：“我若打不出一条活路，便只有三件事可做，其一是自杀，其二是发狂，其三是吸鸦片烟。”这正是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描写的悲惨景象。

在三多堂三座楼宅的顶上分别建有三个榭亭，当地人叫它看楼。三个榭亭造型各不相同，凌空而立，凭栏远眺，山川田野尽收眼底。据说三多堂的建筑布局架构显现出一个大大的篆体的寿字，而寿字的最上一画正是主楼，登上楼顶的游人全站在了寿字的最上头了。

站在三多堂楼宅顶上，俯瞰整个三多堂。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整个三多堂的建筑格局,东西一条甬道将三多堂一分为南北两半，南边是外院，从东向西，分别是东偏院、戏台院、账房院、西偏院、又一个戏台院，这里是商业经营、子弟教育、安全保卫、男仆人居住的部分。北边是里院，被厅堂分割为内外两进，这里是三多堂的内宅，是三多堂主人们日常起居的部分，在这里陪伴着他们的还有近侍的女仆。

中国著名学者王国维考察了中国明堂庙寝以后，认为：我国家族的制度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一个家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自己家室，正是由于中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在家族的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出了：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伦理。正是这种封建的家族制度造成了四合院的这种居住方式的人文原因。这在三多堂的建筑布局中就非常鲜明强烈地表现出来。也正是这种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道德伦理，形成了三多堂纵横分割清晰的建筑格局。纵向：前中后三进院落前后串联而成。横向：三座主院又有两座偏院相佐。这种结构才可能容纳得下三多堂几代同堂仆役众多的大家庭，才可能相处得宜，合乎那一套封建礼法。

由于山西邻近北京，受到京畿民居建筑风格的影响，山西民居基本是北方四合院的建筑格局，庭院中东西南北四方的房屋，并不相互连接，适合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候特点。而南方的庭院式住宅，因为南方多雨，东西南北各处房屋多用廊檐连接。但是山西晋商大院与北京四合院最大的不同在于庭院的格局。北京四合院的东西厢房一定要让出正房，退出正房东西山墙，这样北京四合院的庭院就呈一个四方形。而晋商大院虽然也采用了四合院的格局，但是它的东西厢房不但不让出正房，还抢进正房很多，最多的可以只让出一间正房，留在院子正面，这样晋商大院的庭院都显得比较狭窄，不如传统北京四合院那样宽敞。有人认为这大概与山西冬春两季的风沙比较大有关系，也是气候所迫，一种无奈的选择吧。

陈志华教授在评价晋商大院时说：“它们是保护商人们财富的堡垒。同时，商人长年在外，很少回乡，因此对女眷就加倍防范。这种堡垒式的住宅就是最牢实的禁固妇女的监狱。” 所以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这些背井离乡为锱铢之利而奔走天涯的人们，借此保护自己的“尊严”，封建宗族借此保护自己的“纯洁”。

六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蒋梦麟应孔祥熙的邀请到山西太谷走了几天回到北京以后，写了一篇《太谷之行》，他在文章里写到：“山西的太谷、祁县、平遥是相邻的三个县，为昔日全国金融的中枢，太谷又为三县中之首要。”然而，沧海桑田，他感慨世事的变迁：“现在只见太谷地方，丛楼耸翠，垣宇蔽天，使人有黄鹤已逝，空余楼台之感，银窖的没奈何，一变而为人事的没奈何了。”

在蒋梦麟一行人来到太谷的前一年，有一位学者在山西太原住了3个月，后来他写了一篇《太原见闻记》发表在当年的《独立评论》上面，他写道：“山西过去是很富的。富的来源是山西人在外省外国的商业和金融业。‘老西’以俭朴而长于计较著名，但是清未民初，票号为宁波、广州的银行帮挤倒了。俄国革命及外蒙独立把那儿的老西打回来‘九一八’的大炮把东三省的山西商业破坏了。老西纵然俭朴，生利的资源减少，仍然日陷贫穷。民国十九年的纸币破产，又把晋中晋北的金融损害不小。”就这样晋商巨族一家一家地衰败下来，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侵华日军占领太谷，将三多堂洗劫一空，致使曹家彻底破产，于是显赫数百年的晋商望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

1934年夏天，陈衡哲眼中看到的曹家，已经是这个繁荣了三百年的晋商巨族三多堂最后一抹落日的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