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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历史典故

发表日期：2018年9月13日共浏览439 次出处：中华旅游网【编辑录入：中华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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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浴牛节传说
　　在云南省兰坪县的傈僳族中流传着一个传说：在古代时，牛生活在天上，过得十分舒适。后来它见到地上人间傈僳族吃苦涩的野果为生，心中十分不忍。于是在一年春天，牛背着天神，将藏在葫芦里的五谷种子洒向了人间，使人间开始有了五谷成长，傈僳族摆脱了饥饿的困境。天神因此发怒，把牛驱出天上，来到人间。傈僳族将牛养在家中，但牛看到人们耕作劳苦，又主动出来拉动犁耙，帮助种庄稼。天神见人间生活渐渐美好，又放出冰霜、虫灾，进行捣乱、迫害。
　　牛在耕作之余，为了保证作物成长，又上天与天神论理，不让各种灾害得逞，对傈僳族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因此每年农历六月初五日，这里的傈僳族人民也要过一个“浴牛节”。在这一天，不仅家家要给牛洗澡，并要煮一锅放盐的稀饭，用来喂牛。并由家中最年长的妇女向牛祈祷，希望它在天神面前，多多求情，免灾无害，庄稼丰收。

傈僳族名人轶事

木必（帕）（生卒生不详）
　　木必是十六世纪云南傈僳族著名的头人和军中首领，曾率领丽江、维西傈僳族军队抵抗西藏军队对维西的进攻，反抗丽江土司的压迫和歧视，率部由金沙江两岸向澜沧江及怒江迁徙，是今天居住在怒江区域傈僳族的祖先之一。
　　木必属于荞氏族（括扒）中的一个家族头人，傈僳族尊称他为“括木必扒”，即荞氏族的木必。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丽江土知府木氏与西藏封建统治集团为争夺中甸、临西（今维西）、阿敦子（今德钦）、宁蒗的统治权而矛盾日益加剧，最后引发了战争。西藏派重兵进攻维西时，丽江木土司属下的一支傈僳族军队顽强抵抗，多次击败藏军的进攻。这支傈僳族军队的首领就是木必。
　　后来由于藏族骑兵大量增援，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木土司眼看形势危急，便不顾傈僳族军队的死活而撒手不管。由于寡不敌众，木必只好带领部队边战边退，一直到天晚时撤退到澜沧江并顺利渡江，摆脱了藏军的追击。但他们不堪木土司的残酷压榨和统治，决心远走他乡，另外寻找适于生存的地方。他们翻过碧罗雪山，到达怒江两岸，依靠武力，逐步占据怒江流域的知子罗（今碧江）、上帕（今福贡）等地，木必也自然成为统治怒江地区的大首领，而原来居住在怒江的怒族和独龙族，这时也受制于木必。于是，傈僳族通过迁徙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怒江区域统治民族。
　　木必进入怒江地区时，随队的傈僳族人口不超过300人，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鼓励傈僳族与当地土著妇女通婚，还大肆抢占土地，抢掠怒族和独龙族为家庭奴隶，这种家庭奴隶被称为“搓巴”。傈僳族社会内部也相应出现了最初的阶级分化，以木必为首的家庭成为官家，被称为“司扒”，另一些占有土地和奴隶较多的成功“初波扒”（即富裕户）。木必带领傈僳族军队进入怒江地区，当时主要为躲避战乱逃避丽江木土司的残酷统治，但在客观上却带动了傈僳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继他之后，还有虎、熊、峰、鼠、鱼、竹等18种氏族相继来到怒江地区。在这迁徙和流散中，傈僳族原来的氏族组织逐渐瓦解，变成以家庭或村落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土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变家族公有，实行集体耕作，集体放牧，按户平均分配生活资料。
　　从此，傈僳族和怒族、独龙族等人民杂居在怒江地区，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该地区民族文化、经济、政治的融合，促进了怒江流域的开发和发展。木必作为首批带领傈僳族进入怒江地区的首领，受到后人的推崇和尊敬。

唐贵（？—1821）
　　唐贵是云南北胜州（今丽江地区永胜县、华坪县一带）公母寨傈僳族农民，自幼双目失明，以卜卦兼任巫师为业，备受当地人民崇敬，成为公母寨傈僳族群众的精神领袖。清雍正年间，官府勾结土司等大量掠夺和兼并土地，致使傈僳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无田可耕，生活困难，民不聊生。
　　道光元年（1821年），唐贵等人发动了包括傈僳族、汉、傣、回等族人民在内的反封建统治压迫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先后攻破了衙平、顺州等土司衙门，击溃前来镇压的官府官兵，并与其他起义军会合。义军的节节胜利使清王朝大为震动，派遣大量官兵前来镇压，双方力量日趋悬殊，义军作战越来越吃力，最后唐贵等人相继被俘牺牲，起义失败。以唐贵为首的傈僳族等各族人民的武装大起义历时近一年，武装人数达一万多人，波及到云南六十多个府、厅、州、县。清王朝为了扑灭起义，先后派遣官兵三万余众，耗费国库银近50万两，征调云南六十余个府、厅、州、县的粮草以供军用。虽然起义最后遭到镇压，但终于迫使清政府采取了许多缓和民族矛盾及政治经济上的措施。

汪忍波（1898—1965）
　　汪忍波是云南维西县岩瓦洛（叶枝）乡的贫苦傈僳笔农民。他以传奇般的经历创制了傈僳族划时代的“音节文字”，充分体现出傈僳族人民的聪明智慧，成为傈僳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
　　历史上傈僳族人没有文字，而普遍使用刻木、结绳的记事方式。在汪忍波之前，也出现了由大写拉丁字母及其变体形成的语音符号和苗文字母形式的语音符号，这是外国天主教、基督教传士为传播其宗教和进行文化侵略而拟制的，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得以传播和使用，但它们带有强烈的文化奴役色彩，表达的傈僳族语音也很不准确。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傈僳族人民长期以来处于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地位。为了改变民族的悲惨命运，汪忍波决心创制傈僳族自己的文字。
　　据说他创字的速度非常快，仅三个月就创造了三百多个字。从1924年至1941年间共创造了1426个字，一共写成12本。这些字从1928年起流传到乡间，逐步得到推广和使用。但汪忍波想到种田人没有时间学习十几本书，就把这些字编写成一本《傈僳语文》，又称为《识字课本》，大体按音韵编排成291句顺口溜以便学习记忆和流传。为鼓励人们学习文字，汪忍波还带头使用自己创立的文字写诗歌和其它文学作品。汪忍波创制的文字是原始文字的萌芽，是个人构思的产物，加之受当时历史与环境的局限，不可能十分完善，因此决定了它的时间性和地区性。
　　它与当时傈僳族的另外两种文字一样存在不少缺点，比如它不能正确、简明地表达语意，在书写和印刷上也很不方便，所以不能发展成为整个傈僳族人民普遍的交流工具。解放后，党和国家帮助傈僳族创制了一种能全面反映傈僳族语言的全民族文字。虽然汪忍波创造的文字存在许多缺点，但在客观上它曾极大地推动了傈僳族文化的发展。从1924年问世到建国初期，当地人民用汪忍波的文字记录历史，甚至普遍用于日常生产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