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现身

　　1974年，宁夏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对西夏陵园的6号陵地面遗迹进行了清理。在清理到东碑亭遗址时，发现了一件造型奇特的石雕文物。这件文物由白沙石雕凿而成，整体近似一个正方体，长65厘米，宽67.7厘米，高57厘米，正面看是一个圆雕男性大力士。大力士面部浑圆，颧骨高高突起。两道眉毛，又粗又重，微微向上翘起。鼻梁又宽又短，略有残损。令人惊叹的是大力士双眼圆睁而外突，仿佛正在竭力将背上的石碑背起，耳边似乎能听到大力士发出的低吼，或许这会使您想起日本的相扑大力士吧。两颗外露的獠牙，使大力士显得十分勇猛，真有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雄风。大力士的下颚顶在胸前，除胸前的肚兜外几乎赤身裸体，展示着他雄健的体魄。大力士的肩部与头部平齐，胳膊肘向后弯曲，双手扶在膝盖上，两腿跪倒，整体上看是以十分夸张的雕刻手法再现了大力士的生动而逼真的神态。

　　国宝正名

　　读者会问，这件文物是怎么定为“志文支座”这个名称的呢？现在，我就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在这件石雕的顶部左上角，有三行共计15个阴刻的西夏文字，第一行4个字 “小虫旷负”，第二行4个字“志文支座”，第三行7个字“瞻行通雕写流行”。大家一定猜着了，这第二行的“志文支座”正是这件文物名称的由来。“志文支座”的后面，有一行阴刻的汉字“砌垒匠高世昌”，可以肯定这是石雕工匠的名字。依据这前后21个字，1996年国家文物局的老专家们将这件石雕艺术品一致鉴定为国宝级文物，并正式定名为“志文支座”。为何说正式呢？因为自出土以来，这件文物一直名为“人像碑座”。名为“碑座”，起源于发掘时在碑亭出土，其顶部有固定石碑的榫孔，正面是一人面浮雕像，考古学家判断是用于驮碑的，故定名“人像碑座”。目前已出土的这类文物已达十余件，但雕刻文字的仅此一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用于驮碑的是龙王九子之一的贔屃，也叫龟趺，它好负重，经年累月地驮载着石碑，在庙堂寺院里常常可以见到它的身影。而在西夏陵园里驮碑的却是独具特色的雕刻人面像的“志文支座”，这是为什么呢？

　　众说纷纭

　　关于这件文物的定名和文化内涵，学者们一直在争论和探讨。其一说是女性或男性，手腕戴宝钏、双乳袒露的是女性，手腕无宝钏、有肚兜的是男性。此说似乎站不住脚，男性为显示雄健的体魄，何须戴肚兜？再者，男性戴钏在古代也是不足为奇的，相反女性可能因为矜持而需要戴上肚兜。其二说是奴隶、角斗士、相扑师，持此说的不在少数，但也难以服人。理由是，奴隶地位卑下，为皇帝驮碑不够资格；角斗士和相扑师是从事“角抵”游戏的，宋代吴自牧 《梦梁录》记载：“角抵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交’。且朝廷大朝会、圣节、御宴第九盏，例用左右军相扑……每迂拜郊、明堂大礼、四孟车驾亲飨，驾前有顶帽、鬓发蓬松，握拳左右行者是也。”显然与帝陵这种庄严肃穆之氛围格格不入。其三说是力士，此说应该接近事实。西夏皇帝崇信佛教，定佛教为国教。释迦牟尼涅磐时，为佛祖抬棺木的是拘尸那城的末罗族人。末罗族人对释迦牟尼佛无比信仰崇拜，且又力大无比。《长阿含经·卷四》称他们为力士，或称作末罗，佛经还称他们为“力者法师”。后世寺庙的护寺僧兵等警卫人员即由此而来。西夏皇帝死后，以佛教为国教的西夏皇室引经据典，雕刻“力者法师”碑座，为驾崩皇帝抬功德碑，这与“力者法师”为释迦牟尼佛抬棺木的含义完全一样。“力者法师”不仅为西夏皇帝抬碑，还要警卫功德碑与陵墓的安全。“力者法师”抬塔、护塔、警卫寺院的雕刻形象在佛教寺院中多见，其造形与西夏陵石座人像大体一样。其四说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象征意义，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2006年10月参观西夏王陵时得出这个结论：“这些碑座并不一定有非常明确的象征，也许只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在人像碑座前，余秋雨讲到，他在参观古希腊和古罗马遗迹时，许多碑下也有力士形象的碑座，他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西夏王朝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这些碑座的建筑风格很有可能是从那里传过来的。因此，西夏王陵人像碑座有可能只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并没有很具体的指向，自然也无需探讨其原型是谁。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志文支座”的文化内涵，有待新的考古发现或新资料面世之后，学者们进行深刻的探讨和研究，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