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厚的物质蓄积，是徽商的消费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消费是生产的原动力。消费同时又必须依托于生产。徽商是一个集宗族、商业、文化、财产等多种内容于一身的，庞大的生产和消费群体。他们由单个的商人组成，但有着区域、宗族、文化上的共同特征，是一类特殊的商人。徽商用了近三百年时间，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聚过程。一部分徽州商人从小资本起家，实践着“*买贵卖”的商业原则。更多的是从身无分文的学徒起步，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完成了从伙计、股东到老板的创业历程。当然，成功者毕竟只是少数，即使成功者，也是经过数代人接力打拼的结果。明万历《歙县·货殖》载：徽商“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从总体上说，“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到明朝中叶，徽州商帮中已出现了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富商大贾。当徽商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后，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消费动力。一方面是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精神方面的需要。扩大再生产，主要是经营过程中为保持良性循环，而产生的生产性物质需要。这也是保证更高层次需要的前提。而精神需要的层次比较丰富。产生这种需要有多种因素。在共同的人文环境下，这些看似散乱而实则趋同的消费，足以成为孕育文化的温床。如生活习俗，个人嗜好，当地风俗，地理因素，社交圈构成，宗族传统等，是拉动徽商群体向某一方面消费的外部环境。从一些史料分析，徽商的消费，首先是一种亲情性的消费，而不是一种理性消费。其中消费动机上，多含有下辈对上辈的尊敬、报恩、孝顺以及丈夫对妻子心理补偿等伦理成份。这种消费的比例极高，积极影响较为深刻。同时，徽商的消费，又是一种宗族的集体性消费，而不是单个性消费。这种消费的结果，往往造成一种区域风气。受宗法思想支配，这种消费包含着许多荣耀、仁孝、血缘等方面的情感支配因素，许多钱财，被用作购买大量的族田族山等公益族产，或修路筑桥、兴学办学等公益事业。由于徽商有较高知识层次，文化性消费也颇具特色。如结交文人名士，讲究美食文化，收藏图书字画，喜欢戏曲音乐。这种消费的基础，是与徽商的儒商品性密不可分的。这种消费的结果，使得徽州文化的百花园，争奇斗艳，万紫千红。

        消费习惯的相互认同，是徽商消费导向的基础，而消费观念的系统化实践，形成了一种主题突出的消费文化特征。从史料看，徽商消费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俭至奢的渐进阶段，奢俭共存的发展阶段，纯奢侈性的消费阶段。徽商出身，大多是贫困的农耕之人。他们起初，都保持着节俭朴素的生活习惯。他们当然懂得，“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的道理，克守着祖宗节俭持家的规矩。当子孙继业之后，这种勤俭的风气，这种思维定势，才悄悄被松绑。商场如战场。随着资本的雄厚和事业的做大，以及出入社交场所的需要，这种俭朴之风才被“大手大脚”打破。当然，这也仅仅只限于徽商经营地消费。大多数徽商在徽州老家仍守俭如旧，丝毫不敢放肆和放荡。如有几百万家财，却只点一根油灯捻不点两根。这就是奢侈性与节俭性共存的时代。纯奢侈性消费群体，主要集中在盐商典铺等高利润的行业。这种消费，对当时社会，以至朝廷都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当徽商踌躇满志自我满足，缺乏一种新的投资意识投资动力时，必然产生一些不良的消费心理。在这种消费心理的作用下，产生了奢侈性消费。奢侈性消费，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商业社交二个方面。他们或者大兴土木，或者结交权贵，或者广纳儒仕，有的挥金如土，有的则挥霍无度，过着糜烂的生活。徽商商场的拼搏，使他们懂得“贾为利重，儒为名高”。在经商成就后，徽商更加受求名思想支配。在有利无名的情形下，他们为消除自卑心理，开始讲排场，虚清高，论名气，借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如徽州盐商，“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芬华盛丽非不足也。（《太函集》卷2）”。这就是一部份徽商生活的写照。由此及彼，也助长了另一部份徽商浮华消费风气的形成。

        由于徽商手中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资本，而这一资本的流向和沉淀，显然会给脆弱的封建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甚至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给文化结构调整带来久远的影响。徽州商人在外嫌钱，把钱源源不断地运回老家，对本土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老家的一些风俗，在潜移默化中，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扬弃，掀起了高消费浪潮。徽州文化在徽商消费导向的作用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铸。经过数百年历史的进化，一种新的品味的文化应运而生。

        徽商消费，刺激了宗族经济的巩固，推动了文化教育的繁荣，形成了商业文化的个性，加速了艺术娱乐文化品味提高。徽商消费特点的形成，是与其生活的人文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宗族的角度看，徽商致富后，仍旧没有忘记老家，也时时受着理学传统的缠绕。因此，他们在妻儿老少的牵挂中，拼命地赚钱，回家建居室，树牌坊，修祠堂，编族谱，买田地，造学宫。徽商将商业利润的很大部份，消耗在强宗固族上。如徽商金德清，经商十年，“遂积万金”。一回家便捐金六百两建祠堂，捐三百两请“无际大师作会斋僧”。并多有兴水利，修道路，筑亭桥，赈灾济贫，资助书院等义举。这些，既给家乡父老物质上的支助，又是利祖利代的善事行动，且在心灵上也得到了一定的慰藉。宗族公益投资，是徽商财富投资消费的重点。徽州人从少受程朱理学影响太深，宗法制度根深蒂固。一方面，他们在外营业生意过程中，深感孤军奋战势单力薄，只有宗族力量的聚集，自己才能有强有力的后盾。因此，他们不仅要求自己的嫡亲子弟出人头地，而且要求同族子弟积极上进。这也是他们肯花钱财，建学馆，聘名师，奖励有出息的子孙族众的初衷。徽商中人才济济，无疑对徽商的商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作用。徽州人崇儒好儒，读书、应试、做官，是徽州人心目中的第一等好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徽州的每一个宗族，都把设学堂、培养子弟成才作为族规家训，书于宗谱之上，张贴于祠堂之内。因此，造成了徽州“十室之村，不废诵读”。另一方面，出于光宗耀祖需要，一批批大型建筑群拔地而起；出于光大门楣的需要，水口、园林、戏台、祠堂、三雕等艺术遍布村落，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徽商是一个封建商帮。尽管好儒，且能理性经商。但封建性商业的致命之处，在于离不开官方的政策。为此，一些徽商投机钻营，与官府勾结，目的在于巧取盐业等高利润行业的垄断权。另一方面，徽商也十分重视商业的道德操守，不是把赚钱作为唯一的最高目的。以义取利，常常通过深谋远虑的“善行”“义举”，提高社会的知名度，扩大广告效应。这种春放秋收的举动，给徽商带来了更多的回报，也形成了徽商自己的商业风格。在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一部分徽商在苏州、扬州、杭州歌舞升平的氛围下，对戏曲、园林、美食、书画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徽州人的民居建筑，青砖素瓦，粉墙黑边，装饰简陋，但韵味无穷。家中摆设，中堂书画高悬，两边楹联侧壁，既充满了乡土气息，又渗透了徐徐儒风。这是这种消费的最大收获。经过众人的共同打造，融合了各家之长，徽州文化活动中诸如庙会、建筑、园艺、绘画、医学、刻书、戏剧、饮食等，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徽派风格。

        徽商消费观念的定格，严重地削弱了经营资本的积累。其结果，必然加剧对生产消费者的盘剥。也必然出现生产经营性资本的不足，进而从根本上抑制徽商的进一步发展。在封建消费理念的驱动下，徽州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心理也受到了一定的扭曲。他们盲目追求模仿官宦人家的生活方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作者：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