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白客家风俗，多有做社的习惯。所谓“做社”，即杀牲置酒祭社，祭地神。《周礼·地宫·鼓人》载：“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

    社  坛

    社，又称社皇伯公，实即是土地之神。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和粮食是人们所必须的，因此，格外受人重视，逐渐产生了对土地和五谷的崇拜。相传共工氏之子名叫勾龙，能平水土，被人称作“后土”，即社神；厉山氏之子名叫农，能播植百谷，被人当作稷神。《周礼·春宫·大宗伯》：“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岳。”注：“社稷，土谷之神，有德者配食焉。”

    社稷，国脉之所系，民脉所系，它既是政权的特征，又是农业的象征。历代帝王十分重视，把它看作看国家存亡的标志，于是“社稷”成了国家的同义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普遍奉祀。祭祀社稷之礼，从天子到诸侯都可以举行。《礼记》上讲，帝王为群姓立的社的叫大社，帝王自己立的社叫王社，诸侯给百姓立的社叫国社，诸侯给自己立的社叫侯社。上仿下效，县官给百姓立的社叫县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都叫置。而老百姓给自己立的社，名称五花八门。

    古人选择社与稷奉祀，不是随随便便的。社稷之神是文明的产物，它的出现既有政治的作用，又有经济的意义。官方建壇奉祀，礼义繁缛，迎神、升壇、跪拜，少不了乐舞的伴随，奠王帛，蹈献犬爵，终献礼，前后达二三个时辰。而民间作社的地点，一般在社壇进行。古代立社种树，为社的标志，故社壇多傍社树。社树被看作是神树，不能随便砍伐。有的社树之树龄高达数百年，甚至一千年以上。

    “壇”，《说文解字》释为“祭物”，原来是指在平坦的地面上用土堆筑的高台。在我国古代，壇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祭祀，所以就有了“祭壇”的名称。祭壇的出现，与史前人类在露天的环境下祭拜自然神的活动密切相关。当时，人们为了吸引神明的注意，使自己的祀望更好地达于神明，往往利用自然形成的土丘，高岗或山头等较高的地形来构筑祭壇。《白虎通义》三《社稷》：“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地。稷，五谷之长，故立社稷而祭之也。”

    “社”，为古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左传·昭二五年》：“自莒疆以西，请置千社。”注：“二十五家为社。”又“方六里为社”。元代时，十家立一社，择一人作社长。随着自然人口的增长，现在做社的人数已大大超越此数。

    古代祭社神之日，叫做社日。汉代以前只有春社，在汉代以后始有春、秋二社，间或也有四时致祭者。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饗其胙。”这里的“牲”，指供祭祀用的家畜。《易萃》：“用大牲，吉。”故多杀猪、羊供祭。醪指浊酒。胙指祭肉。饗，指乡人共聚饮酒和吃祭肉。故唐人张演《社日》诗云：

    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对柴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下面拍摄的做社现场，是博白沙河镇做社的盛况。

    其一镜头：是龟岭的六清社皇，其社日为每年农历的二月初二，四月初二，六月初二，八月初二，十二月初二，一年做五次社。此为2004年八月初二做社的镜头。参加做社的村庄有：马路岭、岭顶、猪嫲湖、亚狗岭、龟岭、中间村、百子村、窝肚村、河湖坡、三角坡、火砖屋、打铁屋、新屋、塘面、钟屋、赵屋坡、油行屋、瓦厂村、大路底等近20几条人村，约4000人，八大姓：李、朱、邹、刘、傅、赵、钟、林。宰5头猪，约分400分社肉。

    其二镜头是从龟岭的六清社皇分出的社，其祭祀的亦是“六清社皇伯公”。作社的村庄有旺利岭、旺利塘、新市场三条村，杀猪3头祭土地神，共分260分，凭所发“肉票”，分享“社肉”。

    这些民间祭祀景象，充满了生活气息，社日成为睦邻欢聚的日子，有的甚至还有各种欢乐活动，如社戏、社火、唱木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