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1976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的西周初年凤雏甲骨文中,却赫然出现了“伐蜀”“克蜀”字样。距离周原遗址很近的弓鱼(读作yú)国墓地,也出土了具有典型蜀文化特色的器物。
在西周时期,蜀与中原地区有没有交流?这种交流在考古发掘中是否被证实?5月下旬,曾参与周原遗址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考古中国”报道组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人都以为蜀道是天堑,难以跨越,其实不是。从新石器文化时代,四川与关中地区可能就有联系了,这种联系到了周代更多。无论是从文献、考古,还是从金文(镌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上,我们都能看到。”
褒斜道、子午道
可能为出蜀通道
除了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出现“蜀”字外,徐良高说,《尚书》中也明确记载了蜀与周的往来。根据《尚书·牧誓》记载,在周人伐商的决胜战牧野之战中,一共有8支来自其他国家的军队参与其中,分别是“庸、蜀、羌、微、髳、卢、彭、僰八国,皆蛮夷戎狄”。“蜀”位列其中。《华阳国志》对此也有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虽然记载中的“蜀”是否是指位于四川盆地的古蜀还存在争议,但有学者基于“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提出,“前歌后舞”或许就与蜀地的巫神文化有关,其实质是一种威慑敌人的方式。由此可从侧面证明,此“蜀”或是位于四川地区的古蜀。
“早期蜀文化中的一支,可能和周人关系比较好,就参加了伐商战争。这些人被周人安排或者自愿定居宝鸡,距离周原遗址非常近,因此这里出土了很多有着典型蜀文化特征的文物,比如出土的两个青铜人像,就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很相似。”徐良高说。
这两尊青铜人像出土于周原遗址附近的弓鱼国墓地。弓鱼国墓地位于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这里是分隔四川与陕西的秦岭北麓。据徐良高介绍,在秦岭有着多条古道,自古便是连接关中地区与蜀地的通道,例如褒斜道和子午道。
“褒斜之道,夏禹发之。”褒斜道因其北入口在眉县斜谷口,南出口在汉中褒谷,故称褒斜道。子午道出现时间稍晚一些,“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根据东汉摩崖石刻《石门颂》的记载,当年汉高祖刘邦接受项羽之封前往汉中时,经由的便是子午道。在徐良高看来,这也许就是当年蜀人出川或中原地区通往蜀中的一个途径。
必备的交通条件增强了蜀与中原之间交流的可能性。徐良高说:“弓鱼国墓地属于大范围的王畿(周王直接控制区)范围内,它出土的兵器如三角援铜戈,具有很多典型蜀文化特征。很多人认为那是周与蜀地文化交流的典型,我也很赞同。”
弓鱼国的“弓鱼”字
与三星堆金杖图案遥相呼应
弓鱼国的“弓鱼”字,是由“弓”和“鱼”字组合而成。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金杖上,同样出现了鱼以及类似于弓箭的造型。
1980年,该金杖出土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是目前已出土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金杖内部原本的木杖已经炭化,出土时仅存包裹木杖的金皮。金杖的一端有三组图案,其中两组图案均是背部相对的鸟和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因为这样的“巧合”,弓鱼国墓地的主人被认为可能来自蜀地。
在弓鱼国出土的青铜器上明确记载着,这位可能来自蜀地的弓鱼伯,有一个名叫“井姬”的妻子。据文献记载,井国是周朝姬姓诸侯之一,与周王室的关系密切。由此可以推断,这是一名来自姬姓的周王室家族成员。
宝鸡市茹家庄有多座大型古墓葬,据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示,规模最大的一座属于弓鱼伯。器物的形制显示,其年代大约在穆王时期。这一座墓葬的东侧还有一座墓室,与弓鱼伯墓葬属于异穴合葬墓。在这座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上,刻着“弓鱼伯匄井姬用盂鍇”,大意为该器物由弓鱼伯为井姬制作,可见该墓葬属于弓鱼伯的夫人井姬。
井国是周朝姬姓受封诸侯国之一,与周王室的关系密切。弓鱼国与井国的通婚,或许就体现了西周对各诸侯国的管理态度和方式。“如果我们承认弓鱼国是蜀文化的一支,那弓鱼国墓地就是典型的姬姓与非姬姓联姻的反映。这是更典型、更密切的联系。”徐良高这样解释弓鱼伯与井姬联姻背后的意义。
关于弓鱼国的研究,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这一支神秘的部族,并没有文献记载,所有的信息都来自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弓鱼国究竟是来自四川盆地的蜀地还是来自汉中,至今没有定论。但是弓鱼国的存在,或许已经说明蜀和周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甚至是联姻的关系。
“还有若干个遗址,比如陕西凤县龙口遗址中,既可以看到蜀文化的一些典型器物,也可以看到周人的陶器。在这些遗址里,我们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两地文化沟通的脉络。早期没有太多的文献记载,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以后会有越来越多、比较清楚的证据呈现,两地的联系应该是存在的。”徐良高说,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或许能够弥补我们对于先人的追寻和发问。这种不断探寻的精神,是国人自古就有的。就像蜀道再难,也挡不住蜀人出川的决心;蜀道再险,也阻挡不了溪流汇向中华文明之大河的趋势。(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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