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长大的我已经76岁了。楼群里，小孩儿都“爷爷”“爷爷”地叫我。尽管也答应，却总觉得缺情分，少东西，和我生长的胡同年代没法比——胡同街邻间的真与诚，亲与近，只有确实在其中浸润过的人才会理解。

东受碌街胡同在东城的东南角，靠着城墙边儿。因为大画家徐悲鸿居住过，后成立了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直到1967年迁走。这胡同在北京算有名的，但为什么叫“东受碌”？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

我要讲的，是胡同里的邻里，发小，那个年代对长辈的称谓。虽然久远，却像夜晩胡同里的叫卖声，透着亲切，仿佛渗在了骨子里。

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女士，父辈都称为徐太太，小辈儿则称为伯母。每逢春节，徐太太和副馆长白大爷总会给邻居们拜年，还给我们这些孩子红包，谢谢大家对纪念馆的爱护。我们半大不大正是淘气年龄，枣熟的时候还免不了偷枣吃。白大爷总装看不见，只是经常嘱咐我们，要爱护纪念馆。

我父亲是东城区的人大代表，从1954年第一届一直当到1966年的第五届，街道、公社（社区）很多事他都要管，街邻一般称我父亲“韩大哥”（因为家境和文化不够先生二字，岁数又不够大爷辈）。

我家后院，是有名的大教授孙仁和先生的家，半西式的院落，没有四合院的规矩，却有庭院的深和美。每次蒸窝头白薯，母亲都要喊我给孙太太送过去两个请孙先生品尝，因为他们祖籍浙江，孙太太曾是富家小姐，燕京大学毕业。孙先生的儿子宏华和益兰常会跑到我家，嘴里韩大妈叫着，催我快给他们拿白薯。那个年代，孙先生是文人，我家是粗人，但韩大妈和孙太太却是十分融合的好邻居。我的名字还是孙先生给起的。

我家对门常家，老家是河北唐山的一户大地主，在城里有大笔铺，是四合院的主人。四套四合院连在一起，是胡同的又一景，户主都有来历，都称太太，张太太、韩太太、宗太太。唯有常家男人叫常先生，女主人却是常大妈——可能，因为常大妈满嘴唐山话，乡土味儿浓，让我们更觉得可亲。

我家和常家是最好的邻里，谁家有事都会帮，父母彼此通和，孩子更是学习、玩闹在一起。记得1963年春节，我们全家都在常家，一起守夜，五间大北房充满喜庆。常大妈说：咱俩家订个亲吧，你家小四，和我家小丫，都快中学毕业了，我觉得他俩挺般配。我妈说：那可好，算我们韩家门高攀了……一屋的孩子顿时热闹起来，兄妹来回推搡，本来坐在一起的我和小丫都害羞得不行。

那年我考上高中，小丫考上商校。

“文革”时常家被轰回老家，常大妈死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落实政策后回到北京的常家缺了女主人，常先生显得苍老，话也少了。母亲为此还大哭一场。孩子们都还好，只是老姐俩的“订亲”话成了过去，我和小丫各自成家有了孩子。再见面相视一笑，没有初恋却比初恋还痛。

胡同中街，翟家，我们这些孩子经常趴在窗户看他们做礼拜，好奇他们嘴里唱念的是什么。院外两棵老槐树，守在院门两旁，一棵笔直挺拔，一棵似大龙俯卧，枝杈伸过街路，到对面白家，五月槐花香时，随风飘荡沁人心脾的香味。盛夏，浓密的树荫成了我们玩耍乘凉的聚集地，“卧龙”上常常坐着调皮蛋，看着过路的人，不挨两句骂不肯下来。

过了中街的街心，是一个宽敞的小广场，那是我们放学踢皮球的地方；女孩子则在胡同里跳皮筋、踢毽子。

天擦黑了，当妈的喊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三儿，该回家了。小燕、三弟……热闹的胡同静下来，路灯暗光下，偶尔有下夜班的街邻走过，不时也传来或远或近的叫卖声，那种温沁、祥和，我永生难忘。

胡同里打闹长大的发小，都老了。

刘勇胜1965年高中毕业，成绩好也不能上大学，分配至小学任教，却“成全”他成了全国知名小学——东城区光明小学的校长。

和我一起拍洋画的刘庆莹，后来是大连医学院的教授；常到我家蹭吃的孙宏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成了影视评论家……而一大帮小我们几岁的发小，成了知识青年，插队四面八方……

后来，我们和他们，又纷纷想方设法“游”回了胡同……

如今，我记忆里那个胡同还有未拆的几间房，因此胡同名字还没有消失。可是那些带了温暖情怀的曾经，却是怎么也回不去了。

“往事越千年”，我的胡同断章，是絮语，更是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