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引经据典，即引用历代经典著作中的语句和故事作为论据，以增强论点的思辨性和说服力。我国古代历史悠久，人文厚重，典籍丰富，故事繁多，引经据典便成为巧妙运用、借鉴古人的经验、教训以及哲学、智慧，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文化传统。西汉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刘弗陵驾崩，围绕着昌邑王刘贺的兴废，朝廷上下搬出各种经典，借古喻今，鉴往说来，援引了许多历史典籍和历史故事，演绎了一幕亘古少见的精妙用典大比拼。

　　一、霍光忧虑谁接班：“唯在所宜”解难题

　　用典背景

　　汉武帝有6个儿子，汉昭帝刘弗陵是最小的一个，继位时只有8岁。汉武帝临终托孤，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同辅弼。汉昭帝12岁时在长公主的安排下，娶霍光的外孙女、上官桀的孙女为妻，并很快封为上官皇后，而此时她才6岁。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21岁的汉昭帝“崩于未央宫”，上官皇后只有15岁，他们没有子嗣。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接班，就成为朝廷上下的头等大事。

　　按照封建社会王位接替的规律，本来可以由刘弗陵的兄弟来接任皇帝。但是此时，汉武帝的6个儿子只剩下广陵王刘胥还健在。《汉书•武五子传》说刘胥身体“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更重要的是，由于刘胥一直有觊觎皇位的野心，当初汉武帝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让他来当皇帝。这一点霍光心里非常清楚。但汉昭帝去世后“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即满朝文武都认为应该由汉武帝剩下的唯一儿子广陵王刘胥当皇帝。而霍光认为，“王（指刘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在这种情况下，有位郞官上书霍光，讲述了历史上“虽废长立少可也”的典故。

　　典故诠释

　　郞官上书的原文是：“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其中引用的两个故事都是西周时期发生的。

　　周太王即指古公，《史记•周本记》说他“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周太王有三个儿子，即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少子季历即王季。由于王季生了一个儿子叫昌，即后来的文王，周太王看中了这个孙子，于是想把王位传给少子王季，再由王季传给昌，并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当太伯、虞仲得知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弟弟王季后，主动远走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王季继位后，“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

　　周文王即王季的儿子昌，又名西伯（图1）。据《史记•管蔡世家》说，文王共有10个儿子，“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也就是说，周文王选择太子时，“立贤不立长”，没有考虑立长子伯邑考为太子，而选择了次子武王为太子。不过，武王继位时，伯邑考已经死去。

图1

　　引用的这两个历史故事意在说明，“唯在所宜”，只要情况适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废弃年老的而用年少的也是可以的。这样，就完全排除了广陵王刘胥当皇帝的可能性。

　　简析效果

　　百般忧虑的大将军霍光看到这份引经据典的上书，非常高兴，因为正中下怀，说出了他想说而不便说的话。霍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即马上拿给丞相杨敞等人看，征求众臣意见，并且立即提拔这位上书的郞官为九江郡太守。郞官是守卫门户、出充车骑的小官，往往是孝廉出身。汉朝一般是以郎官补县令，发展得好的话，经过几次迁转，才能做到郡太守。而这个郎官就因为迎合了霍光的心意，便马上越级提升为一方郡守，这说明当时的朝政完全是由霍光把持着。

　　既然在汉武帝的第二代中无合适者能够继位，只有在第三代中物色人选。经众臣商议，最后由霍光首肯，挑选年仅18岁的昌邑王刘贺来继承皇位。当天，上官皇后便下诏，迎接远在山东衮州的昌邑王刘贺到长安典丧。

　　二、王吉苦心献良策：“三年不言”学高宗

　　用典背景

　　昌邑王刘贺在“夜漏未尽一刻”时，接到由“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郞将利汉”送来的玺书，兴奋异常，第二天中午便启程前往长安。然而，就在众人打理行装、一片忙乱之际，昌邑国的中尉王吉却伏案奋笔疾书，他要以奏书的形式告诫头脑已经发热的刘贺，进京后必须冷静地、妥善地面对当朝老臣，特别是霍光。王吉不愧是儒学的领军人物，在这只有187字的奏书中，多处引用历史典故，准确分析判断刘贺的处境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典故诠释

　　“高宗谅闇，三年不言”，是王吉引用的第一个典故。此典最早出自《尚书》。后来子张问孔子：“《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篇》）。”

　　其中“高宗”，是商王武丁（图2）的庙号；“谅闇”，又作“谅阴”或“梁闇”，是指天子居丧之庐；“总己”，统摄己职；“冢宰”，官名，是辅佐天子的最高行政长官。连贯起来就是：子张问孔子：《尚书》中说:“高宗守丧，三年不言”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不仅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做的。天子去世，朝廷百官都各自统摄己职以听命于冢宰，共历三年。”

图2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被称为《书》，到了汉代称为《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尚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尧虞舜时代，下至东周列国，前后约1500多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是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

　　至于武丁为什么三年不言，《史记•殷本记》说：“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泰族训》中说：“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无声；一言声然，大动天下。” 原来，武丁“三年不言”的目的，是为了观察局势，寻找辅佐，思考政策，一鸣惊人。

　　三、南面之君须哭泣：“天之不言”是真谛

　　典故诠释

　　“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这是王吉在奏书中引用的第二个典故，出自《论语•阳货篇》。原文是：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翻译成白话是：孔子说：“我真想不再说话了！”子贡说：“如果老师您不说话了，那么我们这些学生如何向别人传述您的思想呢？”孔子说：“天何尝说过话呢！一年四季照常运行，天下百物照常生长。天又何尝说了什么话呢？”

　　简析效果

　　在连续引用了上述两个典故后，王吉郑重地告诫刘贺：“今大王以丧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

　　其实，王吉已经从刚刚接到的玺书中窥透玄机，朝廷以典丧的名义让刘贺进京，是为了进一步观察他、考验他、评估他，究竟能不能当上皇帝，最终还要看刘贺的表现，还要由霍光、上官皇后说了算。因此，刘贺必须过好“慎毋有所发”这一关。这里的“发”，是指兴举众事。只要“日夜哭泣悲哀”就行了。王吉还进一步指出，何止是办丧事，就是当上了“南面之君”也不要随便发表意见。

　　“南面之君”，即坐北朝南者，天子之位也。古代帝王临朝时均坐北朝南。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基本上都是坐北朝南的，这种朝向冬天可以避寒，夏天可以迎风。“以南为尊”的习惯由此而形成。《易经•说卦传》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王吉在奏书中用“南面之君”而回避用“皇帝”一词，就是预测到将来刘贺能否当上皇帝，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王吉苦口婆心的规劝，急于赴长安的刘贺并没有听进去，我行我素，结果当皇帝27天后被废。王吉、龚遂“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髡（kūn，音昆）为城旦。”

　　汉代的“髡为城旦”是由秦代的“黥（qíng,音擎）为城旦”演变而来。“城旦”是秦汉时的一种刑罚名，受此刑罚秦代时服四年兵役，汉代时服五年兵役，服役期间夜里筑长城，白天站岗防敌寇。“黥”，是用刀在犯人的脸上刺上记号或文字，再涂上墨，又称“墨刑”。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命令：“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史记•秦始皇本纪》）。”到了汉代，废除了黥刑，改为髡刑。“髡”，是指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属于古代一种耻辱刑。所以，中尉王吉、郞中令龚遂虽然免除了死刑，但还要服“髡为城旦”之刑，受到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

　　四、劝诫驱驰勿扰民：“顾瞻周道”生悲伤

　　用典背景

　　讲到对昌邑王刘贺的劝诫，就不能不提到王吉写的另一篇重要疏谏。这篇疏谏是在王吉见到刘贺热衷于“遊猎，驱驰国中，动作亡（无）节时”写的。王吉直言不讳地批评刘贺说：“今者大王幸方舆，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

　　驱驰，就是骑马，汉代也叫驰马、驰逐、走马，是那时的王公贵族子弟都非常喜爱的一项运动。方舆，位于昌邑国东南方向，距昌邑城直线距离80余里，换算成汉制约百余里，往返大约200里。只用不到半天时间就跑完200余里，创造了当时骑马的最高速度。这说明一是刘贺的马匹好、奔跑快，二是刘贺的身体好、骑术高，三是昌邑的道路好、无阻碍。而为了保证道路畅通，老百姓废弃耕地，毁掉桑田，修整驰道，真是劳民伤财。为了规劝昌邑王刘贺，王吉引用了《诗经》中的语句。

　　典故诠释

　　“匪风发兮，匪车揭兮。

　　顾瞻周道，中心怛(dá，音达)兮。”

　　这句诗出自《诗经•匪风》。匪，通“彼”；匪风，指那风；发，指风吹声。揭，指疾驰的样子。周道，指大道。怛，指痛苦、悲伤。全句翻译过来就是：那风儿发发地响啊，那车儿辚辚地疾驰啊。回头瞧瞧渐行渐远的大道，心中多么痛苦和悲伤啊。

　　为什么痛苦和悲伤呢？王吉在疏谏中自问自答：“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颜师古注释：“今之发发然者，非古有道之风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车也，故伤之。”原来，王吉是借《诗经•匪风》引出自己的感受，看到刘贺骑马风驰电掣的样子，望着那新铺成的平坦大道，心中想到老百姓辛辛苦苦，不由得充满悲伤。

　　五、应以圣人作榜样：“《甘棠》之诗”思召公

　　典故诠释

　　为了进一步规劝昌邑王刘贺爱惜百姓、莫要扰民，王吉在疏谏中还引用了另一个典故：“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虖（hu,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召公为周文王的长庶子，周公之兄，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召公与周公分陕而治，他巡行陕间乡里，住在甘棠之下，断案于阡陌陇亩之间，深受百姓爱戴。后人赋《甘棠》之诗，敬召公而爱其树（图3）。《诗经•召南•甘棠》写道：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憇。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图3

　　把这首诗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枝叶茂盛的棠梨，不剪不砍莫动它，召公曾留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剪不劈莫损它，召公曾歇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剪不拔莫伤它，召公曾停在树下。”

　　简析效果

　　王吉这篇疏谏，引之以经，据之以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完全感动了昌邑王刘贺。但是一个人多年养成的性格、习惯、脾气、秉性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感动不一定能够行动。《汉书•王贡龚鲍传》说：刘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甚忠，数辅吾过。’”赏赐给王吉牛肉500斤、酒5石、脯5束。但顽劣恢复快，正果修成难，“其后复放從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