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李凤桐)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清代康熙和乾隆在避暑山庄周围修建了这么多的寺庙？有什么作用与意义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个人认为，首先，应明确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不是避暑山庄内“放不下”这些寺庙，迫不得已而在山庄外围修建呢？


　　我看，不是。因为避暑山庄不同一般的皇家园林和其他的“口外行宫”，仅就宫墙以内来说，占地面积564万平方米，难道“放不下”这些寺庙群吗？称之为“外八庙”的共有12座，其中有八座庙宇归清朝政府理藩院管理，故叫“口外八庙”，简称外八庙。围墙以内占地47.3万平方米；康乾国库开支修建开仁寺、城隍庙、武庙（关帝庙）、文庙、药王庙等，占地约为3.2万平方米，总计50.5万平方米。假如说“放不下”的话，可以将西部宫墙向外扩展到水泉沟东山之处，这总“放得下”了吧。


　　第二点，是不是避暑山庄内不许修建寺庙？


　　我说：也不是！早在开始兴修热河行宫时，康熙就主持在金山岛屿上建上帝阁（内供奉玉皇、真武、火德真君大帝）；如意洲岛中建般若相；山区松云峡御路旁北建仙苑昭灵（山神庙）、灵泽龙王庙。


　　定名避暑山庄后，乾隆皇帝扩建中修建了东湖之滨的汇万总春之庙（俗称“花神庙”），平原区里的永佑寺、同福寺，山区中的斗姥阁、水月庵、旃檀林、珠源寺、自在天、碧峰寺、鹫云寺、西域龙王庙等等，并且规模大小都有，释儒道教，门类俱全。


　　甚至宫殿区内设有佛堂、佛龛，怎么能说避暑山庄里不许修建寺庙呢。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与理解到园中之庙与园外之庙其性质不同，作用与意义也不一样，还必须明确地看到其寺庙形体、规制、等级、佛（神）体面容、法力功能等等还是一致的，没有“内庙”与“外面”的区别。


　　那么，为什么康熙和乾隆皇帝必须在避暑山庄外围兴修这些寺庙呢？这种方法与做法是非常高明的。


　　有“学问”与造诣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可能是：


　　其一，保证避暑山庄的庄重严肃性和乾隆时已经成清朝京师外的第二首都的重要性。


　　因为避暑山庄不是什么“口外行宫”了，而是“天子”皇帝与妃子每年来居住与生活的场所。而且，在这里是举行大典召见与封赏蒙古王公，接见大臣和西藏地区民族领袖以及外国使节的地方，更是发号施令的司令部。这是避暑山庄的本质与功能，绝对不允许有掺杂和干扰皇宫内里的事情，有损“至高无上”的尊严，比京师还要好的“避喧勤政”的效果和用途。


　　其二，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信仰与风俗习惯进行自由自在地观光膜拜活动。


　　康熙皇帝是一位有作为君主。因此，在处理各种事务中有他的独特见解。乾隆皇帝从六岁开始就受其祖父（康熙）的厚爱和诱导，继位后谨遵“祖训”做了诸多治国安邦的事宜。例如避暑山庄扩建上表现的更为“和谐”、“统一”、“继承”与“发展”。所以，他们都主张在避暑山庄外围兴修寺庙。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既有利少数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在此进行自由自在的观光膜拜，又不受皇家园林里必有的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与限制，而且距离山庄又“近边”，有什么事情都能及时办理与解决，取得各个方面的“皆大欢喜”的效果。


　　其三，有利于广泛宣传清朝政府的方针政策，并能较长期间存在。


　　这些寺庙建在避暑山庄外围，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瞻仰与观瞧，从中起到宣传清朝政府的方针政策的效果。诸如，人们从看到的建筑布局、形体、风格、像类、彩画、陈设……可以了解到“这是佛教的”、“这是儒教的”、“这是汉族风格的”、“这是仿西藏布达拉宫的”、“这是仿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的须弥福寿之庙”、“这是五台山文殊道场移地缩天建成地承德曼珠师利道场的殊像寺”，等等。再如，建庙就要立碑，或者写出记事述成，人们从碑文中可以看出来这座寺庙是什么年间修建的；为什么要修建这座寺庙？有什么意义？等等。比广告、宣传牌、标语等等之类好得多，而且保存到成百上千年之久。


　　仅就最早的溥仁寺碑来说，“康熙五十二年”造至今已有二百九十年了，仍然挺拔直立，清晰地记载着年代，谁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两座寺庙（即溥仁寺和溥善寺）。康熙皇帝准其建庙，又指定在“山庄外河东无耕种之地建刹”，还特别地要求修造者“陶瓷于冶、取材于山”，都表明清朝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关系的和睦团结，以及国家对农业生产与耕地，甚至不要在施工中浪费等等方针政策。


　　再如，各庙命名，更是宣扬“康乾盛世”景象的“商标”。诸如：“溥仁”、“溥善”、“普宁”、“普乐”、“安远”、“普佑”、“广缘”等等，人们一听或者亲眼看到实物实景，就可以理解到建庙的意义和作用了。


　　采用仿建手法，既没有明显地告诉人们是何意思，可是，这种不花费巨额人力、物力、财力，建成象征“康乾盛世”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和民族关系是非常融洽的亲密的，都有“佛教圣地”的存在。


　　还如，最为明显地宣传与书明“康乾盛世”国家政策的如普宁寺碑亭中的三块并立碑文，都把国家内部问题不叫战争，称之谓“平定”准噶尔部族叛乱分子。


　　又如普陀宗乘之庙的碑幢亭里面有一主碑二附幢并竖，其主碑用四种文字述明，即前为满文后为汉字，左用藏文，右是蒙文。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而且还充分地说明了普陀宗乘之庙是“仿西藏，非仿南海也”。强调了“西藏”是中国的“佛教圣地”。“承德的小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也成了“佛教圣地”，并且仿中有别，神似貌奇，较之南海的“普陀山观世音菩萨道场”，超过一等（佛是菩萨的师傅），高出一筹。


　　主碑两侧并竖两块石幢（笔者说：我们古建筑的老师傅称“扁者为碑，方块叫幢”），详细说明了《土尔扈特部族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从中言明清朝政府和乾隆皇帝对待归顺、投降、俘虏三种情况不同的政策对待，直到今天还有借鉴和应用价值。


　　其四，有利于建寺庙的施工操作，并便于各种不同的内容和不同意义的风格实现。


　　从修建成的避暑山庄外围寺庙群来说，比在山庄内施工方便得多，还不受任何约束与限制。例如，无论是运输、存料，以及操作制件，都能任意而为。甚至紧要关头实行“人海战”亦有场地，昼夜进行施工与操作，亦不影响他人什么事情，这就能保证按质量按风貌景容如期完成，还能建出特色与特点。


　　其五，兴修寺庙非常“讲究”。


　　因为，修庙就得造像（包括“佛”、“神”）。皇帝钦建的这种佛（神）像，封建统治者认为，可以说掌管“天”、“地”、“人间”。既有“佛法无边”，主宰世界，又有权威，超人百倍，甚至“阴间”之事都能管得严严实实。


　　正因如此，在中国特殊的三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特别是皇帝，将佛、神美化为一整套的“经典”、“教义”、“等级”、“地位”、形体、着装、脸谱、手式、髻结等等，无论在什么地方修建寺庙，都是这样“规矩”，学徒者丝毫不能改动。只是由于中国地区辽阔，民族众多，南北气候温度有别，在建庙风貌上，形像艺术处理上，稍有不同之处外，其神威佛法完全一致的。修好了能够起到：“修建一座庙，胜养十万兵”的效果与作用，这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巩固统治地位的一种“思想麻醉剂”。


　　其六，有利于造景生辉。


　　在避暑山庄外围兴建寺庙，不仅有利于避暑山庄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有利于少数民族观光与膜拜活动；最广泛地宣传康乾时期的方针政策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景生辉，繁荣庄外环境，显示着兴旺发达的景象，呈现出“盛世”繁华与国力强大。


　　其七，更加有利于避暑山庄的声望和尊贵高尚。


　　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的标准。从修好这些寺庙群的成果来说，将避暑山庄外的河东山冈；河西东北部山麓地带，以及南部市区中御路北面点缀得：奇特多姿，风华景茂，如同“众星捧月”，皇权至高无上，更加显示出避暑山庄高贵尊严；声望超群，驰名天下；体现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大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景象。


　　还有，来去京师御路上设立三道牌楼及阳面的考棚、天下第一城隍庙，最高礼制的文庙（内放石鼓、周铜十体）、武庙（关帝庙）、开元寺，充分体现着京师外的第二首都的仪礼尊容。


　　其八，因事而建，各有特色。


　　从避暑山庄外围寺庙来说，每一座寺庙都有它的来历因由，并且各庙用意用途不同，其规模大小，形体内容，风格特点，亦不一样，以显示出“层出新意”、“巧构无穷”、“别具一格”的特色与艺术效果。


　　例如，有的“寺庙带园林”；有的“仿西藏”；有的移地缩天山西文殊道场，造成：“不是五台，胜似五台，较之五台山实物，略高一筹”的承德曼珠师利道场——殊像寺。还有的为了西藏领袖班禅额尔德尼来朝所修的须弥福寿之庙等等。均为因事而建，各有特色。


　　其九，临时决定，多则成趣。制造风水宝地，形成景物奇观。


　　从避暑山庄外围寺庙修建年代来说，不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个庙必须兴建在那里的，而是因发生了重大事件，或者说清朝皇帝遇到要修庙之事以及“感兴趣”的需要，才建某座寺庙，只是临时决定。


　　从兴建的寺庙年代来说，由康熙五十二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五年才修好。相隔三辈子人和祖孙两位皇帝修建，长达七十二年之久，不可能事先一一安排好才这样做的。


　　从建庙投资来讲也不都是清朝政府。有众蒙古王公献20万两白银为康熙六十寿辰修建的溥仁寺、溥善寺；有众喇嘛出钱修建为国师的师傅居住的广缘寺。


　　从修庙的作用与意义上说，有为纪念“平定”部族反乱分子的普宁寺；有为喇嘛学习而建的普佑寺；有为喇嘛受戒而建的广安寺，有按照国师章嘉胡加克图佛经上所说而建的普乐寺；有“仿西藏，非仿南海也”而建的普陀宗乘之庙。


　　仅举罗汉堂来说吧，它是仿浙江安国寺修造的。只是乾隆下江南见到那里的罗汉堂对各族人们都有统治能力，故而要在承德避暑山庄外围的狮子园东建一处。但其内部所有的罗汉型体比安国寺的罗汉精美奇特，高大雄伟。也就是说，这里罗汉均为樟木腻胎，金胶贴库金薄造成，其神态衣姿，栩栩如生。并且，制造了五百零八尊罗汉像。比安国寺（包括其他各地罗汉堂五百尊罗汉）多了八尊，而且还有女人罗汉和男女合体头脸各占半面的罗汉，真是奇妙！


　　这八尊罗汉都有“说道”？据笔者所知：


　　有位青年人诚心诚意地背着一位笑容满面的老者。两位神态表情非常诚恳与满意之姿，人人称赞：“真像”，“是中华民族的社会风气表现”的“罗汉”尊者；又名为：“介子推背母”。


　　还有两位对话之意思的罗汉，一名白发苍苍老婆婆坐在那里双手抱着铁棒在石上用力地磨，另一名背手俯身向老人问话似的：“您磨它做什么？”好像老人回答说：“把它磨成绣花针呗。”合在一起表现出：“铁杵磨针”渡化故事。俗语说：“铁打杵梁磨绣针，功夫到了自然成！”呈现着：一女一男“罗汉”尊者。


　　另四名都是单人单事：


　　有男女合体头部鼻子分开各为半个脸的形像，名曰：“法无边罗汉尊者”；有“刘海戏金蟾”罗汉尊者；有“善僧除恶”罗汉尊者（又称“人体十不正常”罗汉尊者）；有救苦解难“济公”罗汉尊者。


　　总之，笔者个人认为，避暑山庄外围之寺庙，虽由一事一建，临时决定，可是，逐渐增多，构成群体。又因事务内容不同，所兴建寺庙规模与形体亦不一样。因此形成了景物奇观，寓意浓厚，象征性很强。如果说“外八庙”是安塞固疆，所实行的对蒙藏少数民族政策的胜利标志与象征，那么在面对市区和承德来往京师御路旁所修的文庙、武庙、（关帝庙）城隍庙、开仁寺等等，就是侧重对多数人的汉族进行“儒教”和“道教”思想文化的诱导。这样加在一起就达到了“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充分地体现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史实。这就是清代康乾最“高明”最策略的行举，起到了繁荣城市气氛与增强第二首都仪容景象的作用与意义。

                                          责任编辑  张思雨